ZH
我的母亲有一种独特的回忆时间的方式。她不是按照公历，也不是按照农历。她的记忆以我、我弟弟、我父亲，以及她自己和身边亲人的重大生命选择和经历为坐标。她经常无法精确说出具体的年份，但她记得那一年发生了什么。
“我跟你爸结婚那年。你外婆去世那年。”
“你出世那年。”
“你弟弟出世那年。”
“你考上高中那年。你外公不在那一年。”
“你上大学那年。”
“你毕业那年。”
越是久远的记忆，母亲的细节描述越清楚、生动， 年份却越模糊。
直到我工作多年后，一个五一假期结束后的下午，我和朋友在咖啡馆里聊起各自的母亲。我带着一些抱怨，跟她说起我跟母亲分离多年后，又同住到一个屋檐下的种种不适。我常常不知道要怎么跟母亲沟通，我提到一个细节，说，每当我向母亲询问她生命中发生的大事，她总不能给出具体的年份。并且，她常常把生命中一些很痛苦的事情集中在一起讲述，比如躲计划生育，跟父亲一起在矿山打工……除了母亲识字少这个理由，我无法理解这背后的真正原因。
朋友向我提到一本书《记忆的性别》，我花了一些时间读完了它。我想，母亲记忆的”错乱”，也是一种”被塑造过后的遗忘”。当我越来越多和母亲聊起她的成长经历，聊起她那曾经经历过又失去的世界，我才发现，母亲的生命虽然被时代挟裹，但并不同频。在母亲的记忆里，她的世界从二十一岁时外婆自杀离世起，便陷入了坍塌状态，直到她自己成为母亲，才又在废墟上重建。她生命里的一切都围绕着”家”这个字展开，她总能记得家庭成员都忘记的那些陈年旧事，让人惊喜。
我从进入母亲的记忆开始，尝试去理解一个与女儿分离多年、历经磨难的女性。 母亲不仅仅是我的母亲，也是外婆的女儿、父亲的妻子、大家庭中的妹妹和姐姐。更重要的是，母亲也是一个女人，一个独立的人。她经历了跟我截然不同的人生。我们母女，经历长长的跋涉，在深圳这座城市相聚，终于能长时间住到一起。这其实是我们重新连接的好机会。
她是我的母亲，我是她的女儿。我们有扯不断的血缘。我早早离家求学，工作，自己选择爱人，选择生活的城市。母亲说的很多话，我都只是表面上应答，但实际并没有听。她和父亲拼命做工，供我读书，但我学会的似乎都是跟她的意愿背道而驰的东西。我的世界离她越来越远，不再跟她母女连心、心心相印。
我们有一样的臭脾气。生气的时候，像炸毛的狮子，摸不得、碰不得、气不消，好像与全世界为敌，陷入坏情绪的漩涡，也伤害身边真正在意自已的人。
每当我与母亲起争执，她说得最多的话是：“你不听话！到时候有你后悔的！天上会响雷的！”有时候，母亲会气呼呼地操起方言：“你连我针尖一点话都没听，指甲盖一点话都没听！” 我的丈夫与我的父亲，有一样的默契，就是在我们母女发脾气时，要么离开家出门买菜，要么闭嘴。那样的时刻，我很讨厌自己，变成了母亲的样子。
很长时间以来，尤其在她年富力强、我不断增长知识的阶段，我和母亲是彼此的对抗者，我们互相批判对方，但更多还是我依赖她。随着她年龄越来越大，天平逐渐向我这边倾斜。
她最经常批判的是我的穿衣风格，哪怕我已经三十多岁了，每次看到我从快递盒里拿出的新衣服，她总是摇头。我不在家时，母亲有时候会帮我拆快递。从快递盒里拿出来的毛衣，像是我的罪证一样被摊在沙发上。 母亲拍照发给我，也发给弟弟。她用微信语音轰炸，表达她的不满。她不理解为什么我总是因为喜欢就去买一样的东西，不理解为什么买看起来不是那么需要的东西，她觉得我已经”衣满为患” 了。她跟弟弟更多是吐槽，对我是责难。她理直气壮地不认同，而我理直气壮地穿。
她对我迟迟不要小孩很在意，她说人很快就老了。 我问她，妈妈，在哪个时刻，你觉得自己老了？她说，四十五岁，有一次，要缝一件衣服，发现眼睛模糊了，没法准确将线头穿进针孔里。
每当我不”听话”的时候，她总是带着哀怨的语气跟我说起外婆跟她说过的话：世上只有瓜恋子，哪有子恋瓜？哪有牛儿不抵母？我问她，妈妈，我是怎么抵你的？她回答，用头抵的！每当她说出”刻薄”的话又有一些后悔的时候，便会用理亏的语气对我说：除了你妈，这世界才没有别人管你，等你生了孩子就明白了……这句话有点像是威胁，又有点泄气。
虽然我们母女的对话总是有着长长的似乎无法跨越的裂缝，但并不妨碍我跟她对话。作为女儿，我按照她的愿望，在学业上让她高兴，并通过”小镇做题家” 的路径走出乡村，进到一个综合性大学学习，在大城市的互联网大厂谋得一份工作。我进入到一个她从未进入的由知识构造的世界。经由学习和阅读，我获得用文字解释生命经验的方法。即使如此，我的母亲仍常常为我现在已有的生活担忧，一旦我不再工作，似乎一切都摇摇欲坠。
当我不理解她时，当我遇到困境时，文字和书写时不时拯救我。我想，我同样可以借写作为由去记录母亲的生命史与打工史，捋清楚那些在她记忆里模糊的每一年都发生了什么，以及那时候的我在经历什么。我必须这么做，去了解母亲的过去，记录她正在经历的当下，也追寻过去的自己。我不必去刻意追求理解，我把这当作一条我们母女共同在走的路。
“我怕个屁！”
2020年，对母亲来说是一个重要的年份。
如果要让她描述记忆里的2020年，她会说，新冠疫情发生的那一年，女儿带我”上”深圳的那一年。
可能是因为我老家所在的陕西商洛地理位置偏僻，交通不便，一直处于边缘，那里的人们心里自认为在”底下”。所以我母亲这一代陕南乡民，去哪儿都用”上”：上西安、上北京、上广州、上上海、上深圳…… 上深圳，是因为母亲失业了。她连续十年的打工生涯中断了，在县城找不到工作。
在她大半辈子的生命历程中，挣钱是最最要紧的事。她希望多挣钱。她说：“钱又不咬人，你还嫌钱咬手？越多越好。”
我的母亲出生于1968年春天，因为春天的缘故，她的名字也与春天紧密相关——春香。外婆连生了六个儿子后，又连生了三个女儿。九个兄弟姐妹，母亲排行第八，因为众多无可奈何的原因，她小学三年级只上了几天便辍学了。
那年母亲九岁。此后，整个童年与青春期，她都与我不识字的小脚外婆及其他陆续结婚或待嫁的兄弟姐妹生活在一个大家庭里。母亲与外婆形影不离，接受她的教导，就连和我父亲结婚这件人生大事也是听了外婆的话。
二十一岁那年，她遵父母之命与同村的我的父亲结婚。此后便是漫长的生育、养育过程。九十年代中后期，父亲每年有一半时间在外地打工，母亲操持起家里的所有事务：种田，养猪，养鸡，照顾我的弟弟，监督我学习，处理人情关系，还上山搞副业——主要是挖或采摘中药材卖钱。我和弟弟开始上学之后，父亲基本都是家里的”甩手掌柜”，只负责从外面带”钱”回家。但有时候也会出状况，打几个月的工，却没路费回家。
到我们姐弟俩先后考上重点高中，我高三、弟弟高一时，我们整个家庭经济最紧张，父母在为供两个大学生做准备。
当我们姐弟俩开始真正长时间离家生活，母亲已人到中年。四十二岁那年，她开始以一整年为期外出打工。她和父亲常常正月离家，冬月或腊月归来。他们有时候去同一个地方，有时候分开，哪里能挣到钱就去哪里。假期的时候，我和弟弟经常在各个亲戚家流转，或者干脆待在学校所在地，偶尔也去父母所在的工地，很少回家。
在漫长的劳作和家庭生活的消磨中，母亲已经把小学三年学的汉字忘得差不多了，她只会写自己的名字。 几十年来，她几乎不看书，很少写字，认路靠记标志。 但母亲也有她自己的生存智慧和逻辑，她用乡土社会那一套熟人关系运转自己的世界。她聪明，敏感，记忆力极好，善于捕捉细节，说故事像唱歌一样。她也争强气傲，不甘人后。也许正是因为母亲没有受过多少正统教育，语言与行为方式都遵从本能，我常在一些时刻觉得，母亲的思想比我自由，行为更不受拘束，活得更真实。最重要的，我很确信，她爱我。
在母亲的记忆里。她这么回忆那些她拼命做工挣钱，耗费心力经营的打工年月。
“在离家十里路之外的钒矿上当了一整年大锅厨师，给五十多个工人做饭。一个月1000块。”——2010年
“仍旧在那家钒矿上给工人做饭，做到九月二十几，一个月1100块。后来回家休息了半个月，然后又去蓝田栽树，春节前回来。多劳多得，挣了 1万多。”一2011年
“我在韩城下峪口煤矿工地上给老板、会计、货头、修理工们做饭，顺带开了一个小卖部，一个月能赚2000块。你爸在矿上递料，多的时候，一个月赚4000块。初秋，休了十五天假，回老家一趟，把被大雨淋塌的厕所重新修整。随后又跟你爸去矿上，待到腊月二十几回来。回来的路上，得知你邻居金枝阿姨去世了，才四十五岁，那年夏天走的时候，她把你和我爸送好远，回来人没了。那年暑假，你还去矿上跟我住了一星期，站在山头看到了黄河，你还记得吗？你弟考上大学，我跟你爸没工夫送，你给送到学校的。”——2012年
“我先在镇上的另一座钒矿’滚球子’（处理矿土的一道工序），做到七月二十几，又去给老张家摘香菇。 还去垃圾场上做了半天，跟经理吵架，干不成，就走了。最后在卢氏县的建筑工地上给工人做饭，冬月回来。回来后在山上打连翘，搞副业，准备过年。那年，我挣的总共有2万块。”——2013年
“春天去砖厂，干了一天，干不了，活儿太重了。随后去河南洛阳钒矿’滚球子’，四月回县城，在县城做了一天小工，又去城郊的钒矿’滚球子’，’滚’到冬月，山里下雪，路上结冰了，才停工。回老家村里打连翘，准备过年。这年挣得多一点，有3万块。”——2014年
“本来要去茶厂摘茶叶，但西安工价更高。正月就去浦桥盖房子、做小工，做到冬月回来，跟你姑姑、六舅舅一起，挣了2万多块。冬月回老家后，上山打连翘搞副业，赚了四五千块。”——2015年
“一整年都在县城附近的古磨沟农场给工人做饭。 1600块一个月。”.2016年
“正月，腿痛开始暴发，但我坚持又在农场做了一年饭。那年搬家到县城。”——2017年
“休息了一年，治腿。冬月，你表叔给我介绍了做保姆的活儿。”——2018年
“一整年都在山脚下的别墅里当保姆，照顾董事长的妈妈。一个月2000，做到腊月，你回来过年，我就不做了。”——2019年
“我在县城找了一些活儿干，都干不了，你让我和你爸上深圳。”——2020年
2020年整个春天，父母都待在陕西老家的县城，商南县。
那是一个位于秦岭南麓的小县城，没有可靠的支柱产业，近些年因为扶贫攻坚，大量山区的农民搬迁到县城，我父母也是借着”移民搬迁”的脱贫政策在县城安了家。
对父母而言，那是一个被焦虑围绕的春天。大半辈子靠打零工赚钱养大我们姐弟俩的父母，找不到赚钱出路，一时间有点慌张，尤其是母亲，每打一次电话都感受到她的焦虑多一分。
于是，我建议父亲和母亲来深圳，我帮他们找一份工作。我大学毕业后来到深圳，在这里工作生活已六年，也在这里遇见自己的爱人，成立家庭。我们租了一个两室一厅的房子。
这一年，母亲五十二岁，父亲六十岁。这是他们第一次一起出门远行，来到1500公里之外的南方。
一开始，母亲是拒绝来深圳的，她担心给我带来负担和麻烦，担心找不到工作，毕竟她来深圳的话，最重要的目标是赚钱。她的担心不无道理。2017年，她的左膝被确诊为滑膜炎。经过一年多治疗，才慢慢康复，但走起路来还是有些僵硬。
我那些住在县城的亲戚，我的舅舅们、舅娘们、大姨、小姨，听说母亲要来深圳找工作，也大多是阻拦态度。甚至父亲也有意无意对母亲透露出对她腿疾的担忧，不明确支持或反对。我一直鼓励她来，哪怕是来看看也好。从秦岭深如矿井的大山往出走，无论往哪个方向都是开阔之地。
“妈妈，你怕什么？以前外出打工的时候，你的口头禅可是’我怕个屁！ ’”这一次，母亲听了在她心中一直是”叛逆”女儿的话。
夏天就开始提议的事情，到秋天快结束她才做好准备。 母亲把县城的家里里外外都清扫了一遍。她和父亲还回了一趟秦岭大山深处的老房子，采摘了门前树上的核桃，把留在粮仓里十年前的小麦铺在席子上晾晒，把种有中药材的田里的杂草拔了，把屋后长了三十多年笔直的杨树伐倒了，把房前屋后的杂草全砍了。留下一个清清爽爽的屋场。
他们从老房子出发，走山路搭班车去县城，一路上还扯了不少野生的韭菜、野生的黄瓜和南瓜。离开的前一天，母亲在县城老家做了丰盛的午餐邀请亲人们相聚，生着病的姑姑也到场了。
在流动不便的2020年春天，母亲也获得了难得的闲暇。她和父亲在县城郊区的山脚下花20块钱租了一块20平米的地，种粮食和蔬菜。没有钱挣的日子，母亲和姑姑一起在租用的田里，种玉米、种青菜、种花生。两人还约着一起上山摘茶叶、挖菩菜，一起下河洗衣，和亲人聚餐，走长长的路，聊长长的天。母亲离开县城的时候，地里的芝麻还没完全成熟。她把这片地托付给了姑姑。
等可以自由出门的时候，她开始在县城找工作。但她处处碰壁。 母亲先去了家附近的一家养猪场，准备干起大锅厨师的老本行。但是，她的腿立马就受不住。强撑了半个月，拿着500多块钱的工资离开那里，回家。
休息了一段时间后，她在家门口的超市找了一份理菜员的活儿，每天要整理上千斤蔬菜，指甲里经常全是泥。她一心想学会打秤，这是超市里最轻松的活儿。为此，她让父亲帮忙，把菜名和价格抄在纸上，在心里默记了几十种蔬菜和食物的价格。但她始终没能争取到这个活儿，另一位年轻的打秤员知道她在学习，便故意刁难她。母亲虽念书不多，但一辈子最恨别人看不起她，一气之下，辞了职。这份工作让她赚了2000多块。
这时候已经5月了，茶山上的茶叶开始收获，县城茶厂开始招女工去择茶叶。母亲敏锐捕捉到了这一信息，约着几个平常相熟的阿姨，每天准时去上工，在人工流水线上一待就是十几个小时，5块钱一个小时。这份工作倒是不用走很多路，但得长时间坐着。她的腿活 动太少，有时候就肿了，肿了就歇一天，又去。勤劳写在她的基因里，怕缺钱也写在了她的基因里。只要有机会挣钱，她一定会去试试。
母亲一直坚持到茶叶季结束，她把每天挣的工钱记在小本本上，算起来有5000多块，但直到她离开县城，直至我写完这本书，这份工资也没拿到。按照老家惯例，工钱一般是春节前几天给，一连三个春节，母亲发去微信询问，得到的都是”抱歉”的回复。
8月，她又找到一个新活儿。县城附近的大棚蘑菇开始采摘了，收回家的蘑菇需要有人剪茎。雇主住在城郊，每天凌晨五点，母亲拉着父亲起床去往雇主家，在蘑菇堆里一待就是一整天。蘑菇多的时候，他们深夜才能回家，每天能赚百来块，零零碎碎，一季蘑菇采摘结束，两人挣了 1000多块。
母亲2020年上半年的工作还是延续她以往的打工经验，且更加零碎，每份工持续时间更短——做大锅饭、择茶叶、摘蘑菇……都是繁重的体力活。
9月的这次启程，她实在是花了太久的时间做心理建设。好在她终于决定要来了，趁着国庆我们都放假。 这是她第一次坐长途火车，第一次经历如此远距离的行程。
在来深圳之前，她去得最远的地方是河南洛阳。 2014年，她在一个当地老板的介绍下，到一家钢矿上”滚球子”，按车计算，一推车1块4毛钱，她每个月挣2000多块。2月去，4月就返乡了，活儿实在太重，她干不了。
我买了2020年9月26日上午从县城出发直达深圳的卧铺票。一夜之后，第二天下午，经过不断的电话、微信语音联络，她和父亲终于找到了指定位置。
我在深圳火车东站接到了他们。
母亲穿着长袖长裤，见到我第一句话是，这里真热啊。她和父亲带了很多行李，两个人都肩背手拎的。母亲包里的东西，大部分都是那片花20块钱租种了七个月的土地上的收成，一小包一小包晒干的成品——干木耳、干芥菜、干南瓜丝、干辣椒、干玉米。她还带了从老屋门前树上打下来的白花花的核桃，小姨给的传统制法辣椒酱，两双在县城大润发买的、有点像玛丽珍样式的软底方口鞋——她计划找工作的时候穿。
“你妈什么都要往里装。”父亲说。包里还有亲人们送给他们、在路上没吃完的零食，苹果，爽歪歪饮料，达利园面包，营养快线……她还懊悔忘带了一些东西：在韩城煤矿上打工时摘好晒干的花椒，一罐她亲手做的用来拌凉菜的酱料。
我正月离开家后，已经有七个月没有见到她，她的腿看起来还没完全好。对于能否找到一份工作，母亲显得信心不足。 她不认识多少字，不会普通话，不会骑车，智能手机用得也不是很顺溜，尤其是导航不熟练。在深圳头几天，她很慌张，总是紧跟着我，去到每一个地方她都生怕丢了，让我告诉她怎么辨别方向，但还是害怕。她以一种笨拙的姿势开始学习怎么与深圳这座巨型城市相处，我也在十几年后，再一次尝试与她在同一个屋檐下长期生活。 我在心里说，我们要一起成长。那时，我还无法预想到，母亲会跟我一起经历疫情三年，我们会一起经历那么多事。
来深圳的头一周，她第一次坐了地铁，第一次坐了双层巴士，第一次看到了大海，触摸了海水，并尝了尝它的味道。海边像电线杆一样笔直的风景椰让母亲惊奇。她也第一次看到了深圳湾对面的香港。母亲第一次观看到了我在深圳并不如她想象中那么轻松的生活，体验到了深圳的高物价。她跟老家的亲人们在视频里开心地分享自己的新见闻，但同时也不忘告诉他们，自己最担心的是能否在这里找到工作，实现再多赚一点养老钱的目标。视频结尾，她也不忘跟老姐妹们说，如果没找到工作，过几天就回县城啦。她说：“深圳人很忙，都在忙钱，路上那些骑车送外卖的年轻人，冲天冲地的。”
经过一个国庆假期的整顿与休息，考虑到希望母亲可以每日回家，所以她的工作就从我们住处1公里范围内找起，而她能选择的工作种类十分有限。我在求职网上给母亲投了简历。先排除了住家保姆；钟点工、家政工需要灵活使用智能手机，也暂时放弃；去服务行业，她不能太长时间站立或坐，放弃。最后家人一起商议，从能够按时上下班的保洁找起，等她慢慢适应了深圳生活，再从长计划。
倒是有不少电话打来，但要么地址偏远，要么需要上16小时连班。一系列沟通过后，我们决定去线下看看。
最终，她的保洁工作，来得比我们想象中容易。 找到这份工作的流程十分简单。我们去了楼下的商场、写字楼、小区，去问那些正在工作的保洁员和清洁工，那些跟她差不多年纪的叔叔阿姨，他们是怎么找到工作的。在一连串的否定及拒绝之后，在一家高端商场的门前，一位身穿灰白色工作服的大叔告诉我们，这家商场正缺保洁。他给了我们管理保洁员的经理的电话，顺便问了母亲的年纪，跟我们说，应该能应聘上，现在很缺人。
我带着母亲去管理处找经理。 管理处设在商场的负一层，屋顶是各种管道通风设备，我找到里面最大的管事人，王经理。她看了看母亲，问母亲都干过什么活儿，母亲用方言一一答复，我又重新翻译成普通话给经理。母亲的话汇集起来只有一个意思：能吃苦。经理拿来一张表格，我在那张简易的办公桌上，帮母亲录入基本信息，签完一份简单的合同，带她录入指纹。
合同上写，全日制员工一个月可以休息4天，每天工作8小时，一个月2500元；每天工作16个小时，5000元。4天休息日不休的话，8小时制，加班费80元一天；16小时制，加班费160元一天。母亲在大半辈子的打工生涯中，不知道五险一金为何物，这次同样没有。
当时，深圳市的最新最低工资标准是：全日制劳动者最低工资标准为2200元/月，非全日制劳动者小时最低工资标准为20.3元/小时。
她选择了8小时工作制，每月2500元，早7点至下午3点。这符合她最初的预期。
紧接着，经理叫来一个保洁阿姨，说让她带带我母亲，看看活儿应该怎么干，算是”培训”。母亲带着清洁工具跟着她的”老师”走了，虽然她只会说方言，但很快掌握了工作流程。不到一个小时，母亲就算是入职了这家深圳福田区的高端商场，成为一名保洁员。 她拥有了一套工衣，一个名牌，一个盘住头发的发卡，办到了招行卡。人生中第一次，母亲拥有了自己的职业名称：保洁员。虽然只是一名保洁员，她还是很开心终于找到了工作，满心期待着拿到工资的那一天——那将是第一次，她的工资以准时到账的方式打进银行卡里。此前她每一次拿到的工钱，都是现金。
她的工衣是白色的立领外套、黑色的直筒裤，盘发的发卡是古典的深蓝色蝴蝶结，她在县城大润发超市买的薄底黑色玛丽珍方口鞋果然派上了用场。编号为”6165”的不锈钢制、长条形名牌，必须正正地戴在右胸口上衣的第二粒扣子上方。
2020年10月10日清晨，母亲着一身标准的保洁员装扮，穿过熙攘的人群，迎着深圳熹微的晨光走进深南大道旁的超级商场，正式开启了她在深圳的保洁工作。
“这就是生活呀！”
没有准确的统计数据显示，深圳有多少座面积超过5万平米，需要一支保洁队伍来做卫生清洁、维持光鲜的大型商场。
深圳是一个狭长的多中心城市，从不缺购物的地方。我们租住的房子在福田区中心区，以我的日常经验观察，每隔两公里便会有一座购物商场。在这里生活的人，几乎都会把”搞钱”作为待在这儿的重要目标之一。年轻人如是，年老者亦如是。
母亲工作的商场在香蜜湖，豪宅聚集的地方。这个商场附近是每平米售价超过10万的公寓楼，市值万亿、最赚钱的银行，需要面试家长才能进的国际幼儿园，以及靠高分和学区位置才能被录取的中学。在人来人往的 繁华商场，几乎没有人会关注这些五六十岁的清洁人员是怎样在这个超级城市生活的。也没有人会在乎我的母亲，这个从陕西农村来的五十二岁阿姨，为什么会在这里做保洁？她是谁的母亲？她为什么而来？
母亲负责的保洁区域是商场负一楼电梯、地板及扶梯。这是整个商场最难打扫的地方。这一层聚集了众多餐饮类店铺，还连着地下铁的出入口，每到上下班和吃饭时间，人流量巨大。
保洁这份职业的工作职责就是它的字面意思：保持环境清洁。如果要追溯这个名词的来源，它其实源自英文”House Keeping”，简称”HK”，“HK”也是香港的简称。
母亲对远方最迫近的想象就是深圳湾对面的香港，这还是她来深圳后觉得可能抵达的远方。来深圳之前，她从未想过可以来深圳：来深圳后，站在与香港一水之隔的深圳湾，看着对岸天水围的灯火，母亲说：“他们不知道过的是什么生活？跟深圳差别大不大？”
“香港”这两个字让母亲想起1997年，想起她带着孩子们去村里的王医生家看”香港回归特别节目”。那天，一村的人只看到了升国旗，电视机屏幕就变成了一片纷纷扬扬的雪花。十七年后，我来深圳工作，有一天无心上班，便在下午跟老板请了假，从白石洲坐公交车去深圳湾口岸。我坐在木棉树下看海，看着对面的高楼，像是完成一种”终于抵达远方”的仪式。那时候，我对将要在深圳这座超级城市如何展开生活没有规划。 我跟所有没有背景的大学毕业生一样，像一叶孤舟被扔进社会这片大海。
五十二岁的母亲，也像当初的我一样，试图在这座城市找到属于她的海域。
对母亲来说，“保洁”两个字是动态的，意味着一连串动作及一系列流程。 就保洁员的微妙心理来说，他们希望商场里人越少越好。这样的话，就不会有那么多脚印、手印要去擦拭，也不会有那么多奶茶杯、脏纸巾、头发、广告纸、口罩需要捡拾。然而，对商场来说，顾客是上帝，只要不是发生特殊情况，它就敞开大门，从早上10点到晚上10点。保洁员们需要保证，每一个顾客走进商场看到的一切都是干净的，这是引发消费的前提。她们几乎 不能停下来，每一个毛孔都要被”劳作”填满，这也是管理处采取两班制的缘由，早7点至下午3点，或下午3点至晚上11点。有的保洁员会选择连上两班，一天工作16个小时。母亲选的是白班，她到下午3点就可以下班了。
打扫卫生间被母亲认为是商场里最适合她的岗位，因为不用过多走动且面积不大。但这个岗位需要连上16个小时，况且早有别的阿姨在岗，不会轻易退让。虽然知道自己的岗位任务艰巨，母亲还是决定先干起来。
她每天早上6点半起床，收拾完下楼，出小区，走一段马路，过红绿灯，扫码，跟保安打招呼，坐货梯，到达商场负一层管理处，这时大概6点50分。录入指纹打完卡，经理会给他们开一个简单的早会，分配一天的活儿。然后她就要立即开始工作了。
她最集中工作的时间在上午10点以前。10点，是商场开门的时间，她和她的同事们必须确保给顾客呈现一个干净得发光的商场。经理对保洁员的要求更严格，不能在眼见的范围内有一丝污渍。母亲先花一个多小时拖地板，然后用半小时擦电梯，给电梯消毒。这中间，她去地下车库的水龙头下洗两次拖把。
擦栏杆是所有流程里最简单的活儿，被母亲放在了最后，这是她做事的逻辑，把最难的先做完。10点半，有半个小时休息时间，一些没来得及吃早饭的保洁员，便会抓紧时间吃点东西。这同时也是午餐时间，上白班的保洁员是没有中午休息时间的，唯一的吃饭时间便是这半小时。为了方便，母亲头天晚上就会准备好自己的饭食，放在帆布包里，到吃饭时间拿出来在微波炉里热好。十几个保洁员只有一个微波炉，谁先热到饭要靠抢。
吃完饭之后，她所有工作内容便是拿着清洁包在负一层来回转悠。遇上有污渍的地方，用毛巾擦干净，一圈又一圈。到下午3点下班前，这5个小时的工作显得很无聊，也是异常难熬的时光。长时间来回走动对母亲来说不仅无趣，也会影响她的腿。但是在当初入职的时候，为了得到这份工作，她向经理隐瞒了自己腿部曾患滑膜炎的事。她也不能随意跟商场里的其他人说话，被经理看到了会被批评不务正业，某种程度上，这压抑了她爱表达的天分——她必须时刻在场，况且，商场里到处是监控。
每隔一个小时，母亲都要去电梯间的签到表上签到。母亲自从十岁离开校园后，再没拿起笔写过字。签到表里，她的名字写得歪歪扭扭。“春香”这两个字共十八笔，母亲要写上三十秒，一笔一画凑起来，超出了边框。
按照保洁公司对保洁员的规定，保洁员在工作的8小时内，不能停下来休息，商场公共区域里也没有可以坐下来休息的凳子。母亲只能趁监管不在的时候，溜去女洗手间进门处的长凳上歇几分钟。
负责给这家商场做保洁的是一家环境类外包公司，专门承接各个商场、写字楼、小区、政府单位的保洁绿化工作。他们是乙方，商场是甲方。商场的管理处有一支专门监督保洁员的队伍，大多是年轻男女。他们的工作任务是在需要清洁的区域巡逻，及时发现保洁员没打扫干净的地方——有时候是纸团，有时候是口罩，有时候是饮料杯，有时候是树叶，有时候是泼洒在地板的污渍，五花八门。他们会把这些遗弃在地板上的垃圾拍照发到微信群里。每次”垃圾”被监督人员在有领导的大群里公开发出时，母亲的经理就会如临大敌，毕竟是让甲方不满意了，她会立马通知相应责任区域的保洁员去打扫，严重一点则会罚款。这就跟我自己若在公司犯了错，老板也会立马让我把错误弥补回来一样。权力都是分层传递的，我们都在这个系统里。
保洁员们很讨厌这些年轻人，说他们没有同理心。 在一次检查中，母亲被一个女孩当面指责地板上的黑色污渍没有擦干净。她当场就哭了，说着对方听不懂的方言，大概意思是，那块污渍根本就擦不掉，她要让女孩自己来试试。检查的女孩听不懂，有些悻悻然，没再投诉，以后也很少再去母亲打扫的区域检查。后来母亲听到女孩们在背后议论说，山里来的人很难缠，耍赖打滚，她又独自生了一场闷气。
但她也常遇到好人。 有好几次，她都被监管的年轻女孩抓到她坐在洗手间供顾客等人的长凳上休息。她跟女孩解释，自己腿不太舒服，很幸运地获得了谅解。后来，当再发现母亲在洗手间的凳子上或马桶盖上歇息时，女孩大多只是温和地提醒她休息时间不要太长，或者假装没看到。她对此很感激，有时候我会在商场里偶遇那个总是对母亲”视而不见”的女孩，母亲会认出她，要求我跟她说”谢谢”。
对母亲来说，她还需要慢慢适应深圳人与人之间的复杂性。人是不能以纯粹的好坏来区分的。
下午的时间太漫长，有一些保洁员会趁监管不注意，利用这些时间捡垃圾来卖，主要是捡纸盒，以获得一些额外收入。但这也有风险，被管理处发现了会被开除。母亲心里痒痒，但她无法行动，因为她的腿不能支撑她到处奔走。每当谈起这些，她总是恨自己没用，恨自己为什么老了老了腿不中用了。我告诉她，你能坚持把这份工作做下来已经很不错，人不是总要跟人比，挣跟别人一样多的钱。
禁止保洁员捡纸皮，意味着全深圳都在倡导的垃圾分类第一步在超级商场这样的地方是失效的。保洁们评判一件东西是否能成为垃圾的标准是能否卖钱，而不是脏不脏。按理说，像我母亲一样的保洁员是最懂深圳垃圾市场行情的人，能敏锐察觉废纸壳、废铁、玻璃、塑料的价格涨跌。然而，因为保洁公司严厉的惩罚制度，保洁员们在收垃圾的时候，都是一股脑装进黑色大垃圾袋，从货梯运到停车场的垃圾中转站。
后来，一位四川阿姨把捡来的纸皮藏到装消防栓的盒子里，藏到洗手台的挡板后面，楼梯道的铁门后面，都被管理处督管一一发现。阿姨不仅在大群里被通报开除，还被罚了500块。
母亲也就再没提过想去捡纸皮卖钱的话，尽管她还是很羡慕小区附近那对专门捡纸皮的夫妻——他们有自己的三轮车，有库房，一个月可以赚几万，给儿子们在老家的市区买了房。我说，妈妈呀，你忘了他们比你早来深圳很多年，比你有更多的”关系”。母亲认识的人多了，就逐渐发现，原来在她年轻的时候，深圳是一座希望之城，是一座只要来了就有可能发财的城市。如果那时候有人能带她来深圳打工，而不是去工地，去矿山，去农场，她的命运或许会不一样吧。现在是她的女儿带着她在这里，虽然心里还想着努力赚钱，但身体已经跟不上了。
母亲常开玩笑说，要是年轻的时候能在深圳买块地，她的子女们就不用如此辛苦了。我亲爱的母亲，她的想法是如此天真又实际。就像我在深圳遇到的很多人，他们回忆起关于人生的重大选择，都会带着一种哀伤又调侃的情绪提到：如果那时候，我把我的钱都用来在深圳买房就好了。可是人生哪有那么多如果呢？母亲也只能认命。
虽然工作中净是条条框框，需要不断擦拭沾染污渍的栏杆，捡拾被顾客丢掉的垃圾，但这依然是母亲做过的最轻松的工作，不需要付出沉重体力，她表现出在农村生活时那柔韧的乐观。在来深圳以前，那些在建筑工地上做小工，在矿山上帮工人做大锅饭、开小卖部，在新建成的楼房里刷漆，在国营农场里养鸭的日子，她一天都不愿意再去重复。
时间久了，母亲摸清了工作的门道，流程也熟练了，便开始跟周围的人打交道。虽然她的普通话不好，但她一点也不害怕交流。几乎所有的保洁员都是从农村来的，大部分都是女性，都五六十岁，普通话都不怎么好。她先观察谁比较和气，好打交道，便主动趁着空隙上前说出第一句话：嫂子，你是哪里人？
母亲是天生的跟人熟络的高手。还在农村生活的时候，她能在干完农活回家的路上，在沿路每一户人家的门口唠嗑。初来深圳的她对一切都感到新鲜，也常把她在工作中的一些见闻告诉我。我注意到深圳老年保洁员群体，便是由于我的母亲，她是我的另一双眼睛，帮我看到了这个城市里一些被遮蔽的现实。
和商场里同是做保洁的同龄人熟悉之后，母亲发现，他们当中的很多人都是靠着超市卖剩的面包、水果度日。有时候，附近酒店自助餐剩下的白米饭也会被这些保洁员捡来当作第二天的主食。有一个患有糖尿病的保洁员，每天的三餐就是将这些捡来的、冻在冰柜里的白米饭拌上老干妈，用开水化开了吃。
整个商场不止一个像母亲这样隐瞒身体疾病来做保洁的人。大多是胃病、糖尿病等一些慢性病，短时间内不会影响人的生命。也正因为如此，很多人便不把自己身体上的毛病当一回事，硬撑着，硬熬着。
像母亲这样只上工8个小时的是极少数。大多数保洁员是连上两班，16个小时，意味着没什么休息时间，常常有保洁员在商场的角落里靠着墙就睡着了，开着会就睡着了。他们尽可能想办法休息，比如频繁地去厕所，但去多了也不行，被监管发现，会在群里通报批评。
这些保洁员里，有一部分是因为儿女在深圳工作，跟随儿女而来，比如我的母亲，有一些是为了摆脱无意义的婚姻；有些是为了给儿子挣钱娶媳妇。更多是跟我母亲一样，给自己攒点养老钱，同时找点事干。还有人就是为了活下来。一位六十二岁的保洁员被老乡带到这家商场前，曾在北京扫过五年马路，北京的冬天太冷了，冻得手脸皴裂，痛得不行，一个月也只有3000多块。他来深圳，最大的理由是，深圳冬天不冷，他很担心在北京有一天冻死在路上都没人知道。
在商场里负责负一楼和负二楼四个女卫生间清洁工作的，是海棠阿姨。负二楼连着停车场，负一楼连通地铁，人来人往，海棠阿姨每天工作16个小时，一个月的工资5300元，为了挣到这些钱，她没有可以喘息的片刻，不停地来回于被水淋湿的台面，装满脏纸团的垃圾桶，被弄脏的马桶。
海棠阿姨做这样的工作已经五年了。她是广西人，与母亲同岁。她住在保洁公司为员工提供的宿舍里，八个人住一个单间。她没有时间做饭，常常捡拾商场面包店当天卖不完的面包吃，还把捡来的面包送给过母亲。 在来深圳做保洁之前，她和丈夫在东莞一家玩具厂待了六年，每年正月去，年底回，一开始底薪只有900多，工资慢慢涨，到后来有2000多，再后来，公司要从东莞搬迁，厂里赔了他们几千块钱，夫妻俩就辞了工。
在玩具厂之前，她则在老家广东人开的烟花爆竹厂里做工：再往前，她在家乡的乌石矿山上捡矿卖钱。海棠阿姨有四个姐妹，她是老三，跟我母亲一样没读几天书。
此时，她的儿子在广州模具厂打工，丈夫在老家装修自家房子——夫妻俩投了几十万在那栋三层小楼上。 盖楼是为了自己，也是为了儿子。儿子二十九岁了，尚未结婚，海棠阿姨心里很着急。母子俩虽然在相邻的城市打工，但很少见面。海棠阿姨说：“我没休息时间，不能陪他。”
老董是整个超级商场里得到最多表扬的保洁员。他来自云南，岗位与海棠阿姨相同，负责商场负一楼和负二楼男卫生间的清洁。工作区域包含：洗手间的所有门把手、洗手台、水龙头、马桶、墙面、地面、垃圾桶、地漏。除清晨的一次大清洁，从早上8点至深夜11点，卫生间要每小时保洁一次，老董连轴转。他的工作很繁琐，但他做得很认真，从不敷衍。老董是超级商场唯一一个从来没有被投诉过的保洁员。经理开会的时候当着其他保洁员的面表扬老董：“你们都向老董学习，老董做的都不用我管。”但除了口头表扬，老董从未得到过物质奖励。
保洁员是商场的隐形人，站在边缘处。商场对干净近乎失控的追求是通过保洁员的个人时间被严重剥夺而实现的。老董的时间被压榨到极致。“商场不让坐，一直干。”老董每天要工作16个小时，一天要走三万多步，他的脚后跟很痛，起了水泡，走起路一痛一痛的。他每天6点钟起床，凌晨才回到位于城中村的宿舍，还要煮第二天的饭菜、洗衣服，一天只能睡5个小时。2020年初，老董和弟弟及一位同姓叔伯一起来商场做保洁，保洁员们把他们三个称为老董、小董和董师傅。他们三人都上连班，互相关照，替对方热饭、带饭。有时，餐馆打洋前剩下的饭菜，好心的店员会送给老董，这样他深夜回家就不用再做饭了。
算上加班，老董一个月可以挣6000块，这些钱大部分都拿来补贴大儿子。老董有两个儿子。小儿子做上门女婿，不用怎么操心。令他操心的是患有糖尿病的大儿子，没法打工赚钱，要靠胰岛素和降血糖的药维持基本健康。儿媳妇在老家带孩子。“我没有办法。”老董说。 在老董痛着腿，一遍遍上楼下楼，往返于两个卫生间，洗洗刷刷的同时，商场播放的背景音乐是《天鹅》。这首优雅又温柔的大提琴纯音乐在干净的空间里流淌，让人感到舒缓。
来到超级商场的人因为这柔美惬意的音乐会在琳琅满目的货架前驻足更久时间。无论贫穷或富有，来到超级商场，人都只有一个代称——“消费者”。消费者们慢悠悠地闲逛，仿佛只有在这里才能停下来，获得一份安心和归属感。就像五星级酒店的大堂，永远有令人舒心的音乐，打着”欢迎回家”的广告语，顾客付出金钱，收获满足与幸福。
在舒缓的音乐节奏里，老董停不下来。他看得很明白：“公司为了节省成本，宁愿让一个人多干，也不愿意多招人。”不久后，老董的弟弟因为回老家参加女儿的婚礼，丢了在超级商场的工作。弟弟之后重新找了一份工作，在”江南厨子”杀鱼，一个月5000多。老董还留在超级商场做厕所清洁。他快六十了，也许过一段时间，环境公司就不要六十岁以上的人了。“能干一天是一天。”
四十五岁的水仙阿姨在保洁队伍里算是很年轻的，是商场车库夜班的班组长。她皮肤很白，眉毛细长，化着淡妆。她是云南人，但是嫁到了四川仁寿，有两个孩子，儿子在成都打工，女儿在绵阳读大学，她手机里保存了很多儿子和女儿的自拍照片。水仙阿姨在深圳待了21年，一直在龙华的工厂打工，做得时间最长的是在一家包装厂制作各种包装盒。因为还年轻，她兼了两份工，另一份是在商场不远处的写字楼，也是做班组长，管理10个保洁员。她的丈夫在深圳做保安。问起她当班组长的感受，她说，不太好干，找事的人很多，督管时不时就来检查。
保洁员也会形成自己的共同体，他们不仅会互相介绍活儿干，有时候也带着乡土社会特有的”关系”色彩。
母亲工作的商场，有一个大型高端超市，一颗包菜可以卖到30块。她在这里认识了那位专门负责处理过期蔬菜水果的保洁员，江西人。 超市里的蔬菜、鲜肉很少打折，以原产地和新鲜为招牌，保质期仅一天，吸引周边的人购买。卖不完的即将过期的蔬菜水果会在晚上11点左右被江西大叔拉到停车场附近，他会从垃圾车里挑出还可以吃的蔬菜，分给在商场里打扫卫生的其他老年保洁员。有些过期的肉他会拿来低价卖，但这是很有风险的行为。
母亲是从被他送过菜的保洁员口中知道这些事的。 每天晚上11点左右，打扫完超市最后一遍卫生后，分菜的江西大叔会在停车场附近准时出现。 上夜班的保洁员这时候正好下班。他们常用黑色的垃圾袋带回江西大叔分给他们的菜：冬瓜、番薯、水果辣椒、莲藕、快过期的鲜切面……各种各样被划伤的菜、临过期的食品，被带回家。它们并没有坏，只是保质期过了一天，只是不够新鲜。超市的菜要想卖到足够贵而不被投诉，就只能每天都上最新鲜的东西，那不够新鲜的就会被丢弃，整推车地往外扔——这是人们获得”新鲜”背后的代价，却恰好是部分老年保洁员们第二天的能量之源。生活如此充满随机性。
江西大叔送菜也分人，更多时候，送菜是一场交易。有时候，他需要对方用捡来的纸壳、废品跟他换菜。猪肉、牛肉等一些肉类制品他是不会送人的，只低价卖。这成为他保洁工作之外的一份额外收人，多的时候一天可以赚百来块。
不到两个月，江西大叔拿即将过期的肉往外卖的事就让超市经理知道了，他被开除了。不排除是被同事举报。不久后，他去了不远处的商场重新找了一份保洁工作，没有人问他的来处。新来的负责处理超市过期菜的保洁员，再也不敢送菜给他的同行们。
母亲还在商场里认识了做抛光的刘师傅。 抛光，是指用专门的工具将地板磨得光滑，不留印子。师傅们在晚上10点商场关门后开始工作，直到第二天早上八九点钟，负责检查的监工来验收。验收完毕，师傅下班，商场开业。
每天早上8点多，当母亲拖地板拖到男厕所附近时，就会看到刘师傅，这往往是刘师傅准备”起床”的时间。刘师傅是一个外包临时工，抛光的活儿三四个小时就干完了，那时天还未亮，他干脆就随身携带一个小折叠床，住在负一层的男厕所里。监工来验收完了，他就立马起身收拾，把床放在不被注意的角落。
母亲和刘师傅在清晨遇见的时候，经常这么打招呼：刘师傅说一声”哎呀”，她回一句”哎呀”，刘师傅再回一句”这就是生活呀”，母亲接一句”这就是生活呀”。这是两人之间的秘密，她没有告诉监工刘师傅在厕所住的事，他们心照不宣地结成了同盟。
租房太贵了，刘师傅告诉母亲，他在深圳一直”借”地方住，之前自己没有带床的时候，他曾经偷偷在一家餐馆的沙发上住过几晚。后来被发现了，管事的说，再”住”的话就罚他1000块。害怕被罚钱，刘师傅就买了便携床，搬”家”进了男厕所。母亲认识他的时候，刘师傅已经在这家商场做抛光半年了。
刘师傅不到四十岁，是个东北人，总是乐呵呵的。 他有一儿一女，都在东北，老婆留在老家带孩子，几乎是他一个人养着全家。除了母亲所在的这家商场，他还兼了附近另外一个商场的地板抛光工作，每天上午八九点这边的商场验收完，他收拾好自己的工具，在附近小区楼下买一根玉米、一个包子做早餐，吃完马上就赶往下一处，晚上再赶过来，两点一线。时间就是金钱，他充分利用每一分钟。
好在，付出也是有回报的。虽然没有社保等其他保障，但每个月他也还是能拿到万把块，维持一个家的运转是可行的。在老家打工无法实现这个看起来简单的目标，因为疫情，东北的工作很难找。
一个简单的背包，里面装着他工作用的抛光剂等工具，一张便携床，一个水壶，就是刘师傅落脚这座城市的证据。
与以往不同，2020年是一个意外之年。很多人不是主动来做保洁，而是被动卷入进来，把保洁工作当作人生的一个过渡期。
这一年，商场保洁里的临时工尤其多。很多暂时找不到工作的人把保洁作为一个新路子。一个来自湖南的男人，家里的养鸡场倒闭了，他想着先来做几个月，形势好点了再把养鸡场重新开起来，但没想到一做就做了半年，到母亲离职时他还在，一位负责清洁商场外围地板的保洁员，之前在香港开货车，封关后他在深圳回不去了，只好一直在商场做日结临时工，220元一天。后来商场不招日结工了，他无法接受长期工的低工资，就离开了。母亲再也没见过他，也不知道他有没有回到香港。
这就意味着，保洁员这份工作的稳定性很差。
入职的时候，母亲的合同里写，一个月有四天休息时间。但现实中，她总是休不到假，经理总是以各种理由拒绝。比如，你看别人都没休息，你再多做一天，明天给你假……，性格不够强硬的话，在这个群体里面会吃亏，最脏最累的活儿会被分配给最不会表达自己诉求的人，他们更不会利用相关法律手段维护权益。
在没有制度保护、工资低、住宿条件极差、纪律严苛、没有假期的情况下，大部分保洁员都受不了，干几个月就会离开。当然，离开的大多是比母亲年轻的。
母亲的目标是做到年底，过年前十天再离职。无论条件多差，比起她之前干的活儿都不算什么。她跟我说，只要不是被开除，她是不会辞职的。
因为人员流动性大，商场有一条不成文的规定，如果在岗的保洁员能介绍一位新保洁员入职，并且能干满两个月，就会有100元的奖励。可即使如此，依旧招不来长期工。
商场的经理也经常换，母亲才入职没几天，招她的经理就辞职了。 年底时，母亲所在班组换了班长。新班长是比母亲早入职几个月、从四川来的小棉阿姨。小棉要上16个小时班，主要负责的是女洗手间。母亲和她经常见面聊天。小棉阿姨很漂亮，扎着长长的马尾，大大的眼睛，白白的皮肤，做事认真，积极响应需求。有一天下班后，小棉阿姨坐在管理处的凳子上流泪。她从来没有在一天中走过那么多路，脚上起了核桃一样大的水泡，破皮了，透明的表皮和红色的血肉黏连，很痛。经理跟她说，你休息两天，要坚持。也因为做事认真，人又利落热情，快年底时，小棉被提拔为班长，升了职。她的工作转为监督其他保洁员，发现做得不到位的地方及时纠正，有时候也要亲自上手。小棉有两个儿子，都在成都。她一个人在深圳打工，春节不打算回家。来深圳前，小棉的工作经历跟母亲很像-—在建筑工地上做小工，搭钢管架，刷墙。深圳没有让她感受到特别的差异：“反正都是干活。”她的下班时间比上连班的保洁员更晚，晚上11点半，她还需要开一个总结会，给甲方总结一天的工作。
保洁员的队伍里没有年轻人，并且永远缺人，最终只有来自农村且年龄偏大的人会留下来做长期工。整个下半年，这家商场的保洁员人手都不够。一开始，管理处还会从外面找临时工，有一些是从”三和”来。一个临时工一天220元，需要付给劳务中介20元中介费。这招致了全日制保洁员的不满，要求涨工资。后来，商场效益看起来也不怎么好了，管理处就干脆不再找临时工，全日制保洁的活儿变得越来越多，一个人要顶几个岗位。
外包用工的模式几乎可以应用到深圳的每一个大型商场，每一个”美丽”的公园，每一栋高档的写字楼。 深圳几乎所有的保洁和绿化工作，都是由一群五十至六十岁左右的老年人承担起的，他们来自广西、湖南、四川、江西、河南、陕西……如果有心留意，会发现，他们是如此庞大、如此卑微又被忽视的一个群体。他们大部分是农民——绝大部分是像我母亲这样的，在维持一座超级城市的”干净工大卫·格雷伯在《毫无意义的工作》一书中说，社会中似乎普遍存在这样的情况，一个人的工作越是明显地对他人有益，他得到的酬劳就越低。我当即想到了我的母亲正在做的工作，想到了保洁员群体。想象一下，如果深圳没有人来打扫卫生，处理那些遗弃的垃圾，会怎样？往更细处想，你所在公司的厕所，连着两天没有人来打扫，你如何忍受？
我问母亲，第一天去商场上班的时候，你害怕吗？ 你担心你干不了吗？
“没有，第一天去试就感觉能干，但还是很烦总是被人催，老是让我们赶快些、赶快些！”
在商场，母亲经常碰到有人来问路。
“问我椰子鸡在哪里，一开始我不知道：还有问我’四个椰子一只鸡’在哪里，我说我不晓得：还有人问我’金爸爸’在哪里，我说’金爸爸’我知道：又问电影院在哪里，我说电影院我知道：又问厕所在哪里，我说厕所我晓得。”她知道的，她就一一指给问路的人。
椰子鸡餐馆不是母亲负责的区域，但是，她被问最多的就是”椰子鸡在哪里？二 她很纳闷，有一天终于搞清了椰子鸡餐馆的位置。后来，母亲终于知道了，椰子鸡原来是深圳的”特色菜”。后来，商场内新开了一家牛蛙火锅店，椰子鸡店的人流量就屈居第二了。
疫情缓解的时候，每到周末，商场负一楼的广场，中间一小片地方经常会被围起来搞活动。有时候是音乐会，有时候是儿童歌唱比赛。还有一次，商场不只从哪里弄来了很多动物，圈成一个商场动物园，有名贵猫、梅花鹿、小山羊、宠物猪、羊驼，还有孔雀。动物们昏昏欲睡，任人围观。母亲去瞄了一眼价格，一只猫要3000多。她跟我开玩笑说，把你家吉祥（我养的橘猫） 也拿来展览看看，说不定能卖一个好价钱。
商场里的盆栽有专门的人养护，一对湖南夫妻每隔半个月就会来换一次那些作为景观存在的绿植。让母亲尤其惊讶的是商场顶层的透明玻璃设计，玻璃上流动着晶莹的水波，还有永远是绿色的大叶植物。母亲在负一楼拖地拖累了的时候，常常抬头仰望头顶的”热带雨林”。
母亲在商场里第一次见到了外国人，白皮肤的，黑皮肤的。当遇上外国家庭，尤其是带着孩子的外国人时，她更是无法停止注视。一对有着金色卷发、雪白皮肤的混血双胞胎，是她见过的最漂亮的孩子了。她很好奇：“他和一个中国女孩在一起，生的孩子怎么还是外国相呢？”
12月，超级商场进入节日时间。 先是圣诞节。11月，工作人员就开始造景。栏杆和扶手上被绑上了亮晶晶的星星、红色的圆球、绿色的塑料柏树叶子。工人们在餐馆聚集的负一楼中庭搭建起了两米高的圣诞树，上面是星星闪闪的装饰。餐馆的服务员们也戴起了红色的圣诞帽热情招揽顾客。母亲从来没见过圣诞树，不知道圣诞老人从哪里来，她无心享受欢快的背景音乐Jingle Bells。有人在观摩圣诞树的美丽，有人在圣诞树下捡拾垃圾。母亲还从未见过如此热闹又花花绿绿的景观：“花了很大代价造给人看。”
圣诞节之后，便是元旦了。关于圣诞的一切人造景观被一一拆除，用拖车运走。紧接着制造新的景观。这次，中庭摆上的是”招财进宝”“财源广进”，还有红色财神爷人形玩偶。玩偶们立于两棵繁花锦簇的塑料桃树下，手上捧着金黄色的大元宝，身边也堆着大元宝。财神爷的前方立起了两面红色的战鼓，经过的消费者都可以拿鼓槌敲一下。
商场还邀请了演员来表演节目，活跃气氛。越多的人，意味着越多的垃圾，越多的污染。为了不被投诉，忙不过来的时候，经理和班长都来边上守着，给母亲帮忙。
尽管进出需要严严实实戴好口罩，人们还是涌向为节日举行仪式的商场。人们在期待，被疫情侵袭之后，能迎来一个好年头。2021是牛年，超级商场打出的标语是：“2021牛气冲天！”
商场是消费主义的产物，是景观社会的极致呈现。 它以便利、干净和香喷喷的氛围，营造幸福的气泡。每一个走进商场的人，都会被门口穿白色套装的保安欢迎。总有几个住在周边的老太太，也可能是保姆，在商场带孩子，一待就是一整天，吃饭、购物。母亲感叹，还是有钱人的生活舒服。
我总在想，是谁在为消费者创造这幸福的镜像呢？ 是像我母亲一样的保洁员，还有理货员、店员、服务员、保安……而我们作为消费者十分轻松就得到了这一切。在母亲未在这家商场做保洁之前，我也无数次出入这里，吃过椰子鸡，买过生活用品，买过花，看过电影……如今，正是因为母亲的眼睛，我才真正看到了干净背后的付出是什么。
我们租住的房子是小小的两室一厅，一个月的房租加水电费6000多块。母亲给老家亲戚打电话，尤其我在她旁边的时候，总是很大声地跟亲戚表达她很幸运，要不是女儿在这里，她都没有机会来看这座城市，来做这份”轻松”的工作。虽然这些对话里有些讨好的意味，但我还是为母亲高兴。
腊月二十三，北方小年的前一天，母亲辞去了超级商场的保洁工作，休养身体。她很开心，达成了自己的挣钱目标。每次工资到账的那一天，她都要让我查查数目有没有错。
我们一家人第一次在异乡团圆。 老家的亲戚们打来电话，询问母亲在深圳的工作情况。母亲没有告诉他们自己是在深圳做保洁。她每次都顾左右而言他地含糊其辞：“做做歇歇，不是天天都做工，挣得不多。”
“猫都知道疼崽子”
我需要上班到腊月二十八才能休假陪母亲。
闲暇让母亲感到无聊，她终于开始认真审视这个由我们租来的月租6000元的房子，按照她在农村时的习俗，要在春节前洒扫庭院，迎接新年。
我们的”家”在一片豪宅楼栋包围之中的一处破旧小区里。这个小区九十年代末期由香港开发商承建，原业主大部分都去住更大的房子或移居国外了。住在这个小区的人在年龄上形成了两极分化。一部分是租客，来自周边写字楼，我的邻居便是一位做英语培训的年轻人：一部分是早年买房的老土著，住在这里，图一个方便、熟悉。
我们之所以租住在这里，主要是因为离上班的地方近，房东是认识的朋友。我们再也受不了深圳地铁1号线早高峰的拥堵，也不想再跟中介拉扯。更重要的是，在我毕业后的六年里，从城中村到合租房到大通间，现在，我迫切需要一间属于自己的房间，一个家门口有公园、去哪里都方便的住处。
父母来了，房子里原本计划用作我的书房的房间，便归他们使用。“家”从户型图上看是方正的正方形，实用面积36平方米，分成客厅、两间卧室、厨房、洗手间和阳台。当父母第一次跟着我踏进家门，把他们带来的行李放在客厅的地板上时，客厅顿时就满了。我租来的”家”，像一个肚子塞得满满当当、幼崽挤得即将掉在地上、咬牙切齿的袋鼠。我看到母亲脸上的喜悦很快消失了，飘过淡淡的愁云。但她已经来了。很久之后，当她评价深圳”家”的”小”时，都会拿县城房子的”大”来对比：客厅都比你这整个房子大。深圳房子很小，却需要那么多钱。“我两个月的工资都不够女儿付房租。”同时她又想到，自己住的这个小房子市场价值700万，是房东冲着旁边高级中学的学区位置买来的。
2020年初，深圳的房子又经历了一波涨价潮。也许是因为隔离与辗转，人们忽然意识到，有一个自己的房子很重要，那似乎能带来一些安全感。
父母的房间除了一张床、一个衣柜，其余的地方都堆满了书。母亲把她的东西塞进靠墙的衣柜，由压胶板拼合而成的衣柜”蹴牙咧嘴”的，经常有T恤、袜子从坏掉一只把手的门缝里跳出来，表示抗议。实在塞不下的便放在床头，放在书柜上。因为床上堆了太多东西，她睡觉时很少能伸直腿。客厅没有餐桌，只有三只并排的与电视柜高度平行的方形茶几，我们吃饭、喝茶都在这里，也方便移动。厨房和厕所都只能容下一个人。阳台属于猫和植物。到处都是满的，我们夫妻和父母四个人同时在家时，就会交通拥堵，时常要为猫让道。
我想母亲一定是感受到了自己到来后的不方便，也感受到了我的不方便。她的上班时间比我们更早，怕每天喊她起床的闹钟吵醒我们，她便从不拉上窗帘睡觉，靠天光判断时间。同样怕吵醒我们，她起床后几乎不开灯，摸黑穿衣服。有好几次，她把打底的短袖穿反了，下班回家时才发现。晚上，我们都在家里时，她总是待在自己的房间，我喊她出来时她才出来。更多时候，她会上顶楼的天台，在那里给老家的亲戚打视频电话，跟人聊天，坐着发呆。她洗完澡会把用过的毛巾收到自己房间：洗发水用得很少；洗干净的衣服放在晾衣架的边角：我们买的菜她吃得很少……一切都给人一种她不是在跟我们过生活，而是在”寄人篱下”。
有一段时间，母亲爱上了在天台上数飞机。她从来没坐过飞机，却在深圳看到了最多的飞机。她坐在天台的水泥墩上，一架架飞机从海边起飞，飞过头顶时，她就在心里记下来，再起飞一架，便在原来的数字上加一。有一天傍晚，她数了36架飞机才下楼。“一会儿冒一架，一会儿冒一架。深圳真好。在农村一连几个月都看不到一架飞机，记得第一次有飞机飞过村里，全生产队的人都出来看。”她想起小时候跟外婆一起看飞机的瞬间，每次出门追飞机，外婆总是带着她和她的兄弟姐妹唱一句童谣：“飞机飞机你停停，个个喜庆上北京。”母亲对于我可以坐飞机出差去全国各地感到羡慕。“你把妈妈也带上。”她在我打包好行李出发前跟我开玩笑。
春节前的那几天，母亲把在超级商场学到的保洁技巧用在了这个小房子里。她清理了每一间屋子，厨房和客厅的连接处铺上了地毯，再也不是湿淋淋、黏糊糊的了。茶几上摆满的杯子、零食也被小心地收纳进塑料筐。阳台上的植物也变得疏朗有致。 我们怀着一团乱麻终于被理出头绪的心情，在深圳等待2021年新年。
在此之前，我的每一个春节都是从异地返乡，跟弟弟一起与父母在商南县城完成一次双向奔赴。更早的年月里，我们一家是在县城会合，再搭一天一趟的班车回到老屋所在的乡村过年。
眼睛所及之处是绵延不绝的山，水泥公路在山上蜿蜒盘旋。车从秦岭的心脏里穿过，清新的寒风吹过脸颊，空气里有树木花草干枯的味道。
开班车的夫妇搭伴开车十几年了，司机的老婆从漂亮的年轻姑娘，变成了有两个孩子、身材臃肿的母亲。 她见证了我们这些孩子从这条路上走出去。
春节是夫妻俩最忙的时候，司机的老婆总能凭着你的外貌，认出你是哪家的女儿或儿子，时间在她这里是没有作用的。就像这里的山一样，无论你从它身上开多大的口子，总能凭着它的形状、气味，找到年少时留下的东西。
随着年月往后延，村庄变得越来越寂寞。老人们被儿女接到城市的高楼里，有些老人无论儿女如何软磨硬泡就是不肯到城里住，儿女就只好开着车把一家人载回村。团圆，仍旧是春节最重要的主题。
2016年之前，我们在县城还没有自己的房子。每年春节，我们一家人都要在父亲年轻时盖起来的白墙灰瓦的房子里团聚。我在那里度过了26个春节。
搬到县城后，春节回老屋就变成了仪式性动作，虽然不会再在那里过夜，但对联是要贴的，祖宗也是要拜的，爷爷奶奶坟头的灯是要点亮的。
我记忆中的春节总是伴随着母亲对父亲口头上的埋怨，她总是因为家中有太多活儿要干而父亲又显得太过木讷，生出嫌弃情绪。虽然平日他们也因为彼此干活多寡而争吵，但这种情绪在春节时会达到顶峰。父亲作为一个再”典型”不过的北方男人，家务事对他来说简直是酷刑。每到春节一片混乱的时候，父亲总是不知所措，母亲形容他是提线的木偶，牵哪儿动哪儿。最终的结果就是，活儿都让母亲一个人干了，父亲落了个清闲。
春节前后，整个家都是母亲的主场。 年轻时，父母在乡村务农，年是从腊月初八就开始的。这大半个月里，母亲要找”杀猪佬”杀掉喂了一年的大肥猪。她喂出来的猪总是最肥最壮，每次男人们去猪圈逮猪之前，她都躲在家里，不忍心看这一系列惨状。煮出来的第一碗年猪肉要摆出来敬奉天地和祖先，同时感恩猪的付出。年猪杀完后便是腌制。外公在世的时候，母亲会把猪肚子、猪腰子挑出来，再加上一块瘦肉，随着大年二十九的那一背篓年货送过去。因为外公经常腰痛，在村里人看来，吃动物的某个部位，就能治疗人身上相应部位的疼痛，所以无论每年送给外公的年货怎么变化，猪腰子是必须要送的。
最重要的猪肉准备好，接下来便是磨豆腐，这项工作她也要承担大头。用当年收获的新鲜黄豆，放在清水里泡一夜，泡到发胀，然后用机器磨成糊状，更早是用石磨将泡发的黄豆研碎。然后在开水里煮沸，用酸汤水”点浆”，再把呈块状的豆腐花放置到方形的竹筐中，用布包裹，用石块把水分逐渐压出，便是豆腐了。 一整块大豆腐用菜刀划成十几、二十几个方块，天气寒冷，水桶就是天然的冰箱，一桶豆腐就够一家人吃一个春节。
母亲要花整整一天的时间才能完成所有流程。在这一天，全家人经常被她命令着，要喝一碗热豆浆，吃一碗豆腐花，最后豆腐做成的时候，还要蘸着辣椒酱吃一碗热豆腐，一天的午餐和晚饭就解决了。
那几天，一切都热气腾腾的。这种气氛与一直需要大火烧水有关系。记忆中，每到过年前总是要下雪，天气总是会很冷，而无论是杀年猪还是磨豆腐，都需要大量开水。父亲要提前几天就开始准备烧水用的木柴，把它们码在灶头，整整齐齐供母亲使用。
厨房有两个灶，一个是平时煮饭用的双门灶，另一个是外公亲手搭起来的独门灶，上面有一口很大的锅，这个灶只有在春节需要大锅烧水的时节才会用起来，平时都被母亲拿来做了置物台和储物箱，木锅盖上和锅里总是堆满了厨具和食物。当两个灶同时烧起大火，水温不断升高并冒出热气时，一切都变得活泼起来。不断燃烧的树木在炉子里嚅嚅啪啪，树身不断化为橙红的木炭。我和弟弟在木炭下埋藏土豆和红薯，将它们烤出金黄的外壳。有时忘记了时间，土豆和红薯也就跟着一起变成炭了。
如果那一年，刚好屋顶有雪，厚厚的积雪便会在厨房热气的蒸腾下融化，雪水顺着屋上的瓦片流下来，在地上形成泥泞.当一切劳作结束，炭火化为灰烬，泥泞结成冰土，便到了需要关起大门休息的时候。
还有件重要的事是大扫除，一般会在腊月二十八这一天进行。父亲会在家附近的竹园挑一根最笔直的竹子，留住最头部的枝叶，便是一根长达十几米的扫把，可以够到屋顶最高处。它最重要的功能是扫掉结在房屋各个角落的蜘蛛网——这项任务交给父亲。母亲的主要工作是等父亲扫完蜘蛛网后做收纳整理，把一年中用得凌乱的七七八八再重新归置。仿佛整理完这一切，我们又在新一年获得了一个新家。
腊月二十九这一天，是属于家庭的”炸菜日”，母亲要炸各种各样的面食，以供整个春节食用：麻花、红薯圆子、馓子、油馍……一天下来，全家人都觉得脸上油乎乎的，因为总要在母亲的热情邀约下，不断去厨房品尝这些东西炸得好不好。当然，答案肯定是以赞扬为主。
大年三十是母亲最忙的时候，虽然她早就计划好了晚上的”团圆饭”做哪些菜，但还是忙个不停，且看不上别人插手。早饭一般是北方敬财神的大花馍，父亲在中午十二点前贴完春联后，她便开始忙晚饭了。厨房是母亲的领地，我们只有打下手的份儿，经常是需要我们剥蒜，需要我们去地里扯葱……柴火被烧得红彤彤，冒着火苗，映照着每个人的脸。吃饭前依然要先敬奉天地，敬奉灶神和祖先，然后鸣鞭炮，最后才是一家人围在一起吃饭，一般是十个菜，意味着十全十美。有剩饭也没关系，意味着年年有余：吃米饭不能用水淘，不能喝汤。按照母亲的说法，这是老祖宗的规矩。破了这规矩，当事人每每在出远门的日子，就会碰上下雨的天气。在春晚还只是纯粹提供娱乐的那些年月，一家人会准时在八点前吃完”团圆饭”，等着春晚开场。
晚上十点左右，父母的亲朋好友会打着手电筒领着小孩来家中串门，母亲为孩子们分发一小挂一小挂的鞭炮。孩子多的时候，家中的一面墙会成为”挤矮子”的游戏场地。游戏规则其实很简单，即一排人贴着墙站，然后用力往中间挤，被挤出来的人退出游戏，往往最矮小的那个总是最先被挤出来，这个游戏因此得名。吵吵闹闹到凌晨两三点，村里各家都要开始准备”出神”。
“出神”是每家一年中最隆重的祭祀仪式，要把各种贡品摆上桌，抬到门外，大香炉里插满香烛，人们朝着太阳升起的东方跪拜、祈祷。内容大多是健健康康、平平安安这样的祝福语，我和弟弟也会跟着父母一起参与，直到太阳真正升起来，父母才会把桌子收回来。跪拜完后，父亲开始燃放大年三十夜就已经准备好的鞭炮，这些鞭炮缠在竹竿上，长达几米，要爆炸十几分钟，父亲在外面放鞭炮的时候，母亲带着我们躲在房间从窗户里朝外看。各家的鞭炮陆陆续续响起，一场场进行接力，父亲会朝着天空的各个方向晃动竹竿，算是呼应，响完后，往往是一地的红色炮纸。新年的太阳一晒，红色纸末便融进雪里，化进泥里。新的一年便开始了。
更早的时候，在北方乡村，正月初一，村子和村子之间还会进行放鞭炮比赛。我们小时候，奶奶讲过一个故事：七八里外，有两个村子，一个叫阴坡，一个叫阳坡。有一年除夕（传说往往没有确切的时间点），两个村子的村长打赌，比正月初一早上谁的鞭炮响声时间更长。阴坡比阳坡富，当然买了足够多的鞭炮。阳坡穷，鞭炮少，但有一个聪明人想了一个办法，让全村人在鞭炮快放完的时候，集合在一起扬连枷。那时还没有打麦机，北方农村给小麦脱粒需要用到一种手工制作的草编工具，叫”连枷”，将收割回来的麦子铺在地板上，扬起连枷，捶打麦穗，地板就会发出像鞭炮一样的砰砰声。连枷仿佛炮引子，村人齐心协力一起引燃，“鞭炮声”不断，一直响到中午。阴坡村民感到纳闷，跨过冷水河，来到对面，才发现了其中缘由，虽心中有怒，但从结果上来说也是输了。 据说，从此以后，阴坡的家族就逐渐败落，阳坡渐渐发达。多少年过去了，这两个村子至今还有人生活，名字也没变，上世纪九十年代，我的小姨就嫁到了阳坡。
正月初一清晨，我们还在熟睡，父母便起床准备饺子。在农村的时候，我和弟弟几乎每一次都会错过父母包饺子的场景，等我们起床后，面前已经是一盘盘待下锅的饺子了。母亲会在饺子里包硬币，有时候是六个，有时候是八个，吃到硬币的人意味着新的一年会有财运眷顾。
农村的年，真正意义上的结束是在正月十六。灯笼取下来，才意味着年过完了。整个正月，母亲不断接待亲戚，想着花样拿家中的好吃的招待亲人。她有九个兄弟姐妹，无论如何凑，都是一大桌人。母亲总是不让她的姐妹们插手，依旧一个人把控全场。后来，我才理解，很多时候，是其他人主动放弃了这些看起来又脏又累的活儿，而母亲不得不承担。
母亲送起东西来也很大方，亲戚们走的时候，怀里兜里被塞得满满的，还专门给小孩子们包了红包。有时候，亲戚们推辞不收，母亲要追出门好远，互相推操，彼此说服，最终把红包送出去。她为此感到骄傲。亲人们也是这么对我们。她对亲戚们总是很热心肠，即使有时候被伤害。我在很多年后才明白，那些春节时在乡村家庭聚会中欢笑的亲戚们，在面对互相”借钱”的问题时，也会变得相当理性。结婚、买房这两样理由是最容易获得通过的，其余的”借钱”理由要经过重重考验。 我的母亲同样谨慎、有分寸地对待”借钱”事宜，这是我学不来的。在面对亲戚间一些让她不愉快的鸡毛蒜皮小事时，她总是隐藏自己内心翻旧账和责难的冲动。我想，我的亲戚们大概也是如此吧，所以才能保持几十年的互相扶持。
在农村，每近年关时，母亲总是小心翼翼。她有些迷信，杀年猪之前她总祈祷一切顺顺利利，不要出现差错，比如猪半途没断气，又从案板上爬起来。“案板”其实就是厨房的一扇木门。乡村的木门是可以灵活取下来的。童年时，无数个放学回家后发现没有带钥匙、父母却不在家的日子，我和弟弟都是把木门取下来，自己去厨房烧火做饭，或者吃母亲留在锅里的饭。母亲磨豆腐之前也总祈祷不要失败，放鞭炮时祈祷一次性响完，贴春联前也总是嘱咐父亲不要贴反，吃饭时总是告诉我们不要摔碎了碗……在她的观念里，只有这些不出差错，按照她的祈祷进行，来年才会顺顺利利。
她常跟我们说，外婆去世那一年的春节，就有一系列的不祥的预兆。杀年猪的时候猪血泛白沫，外公把门神爷贴倒了，把灯笼里的煤油灯摔碎了，五舅舅玩鞭炮的时候把眼睛炸了……母亲常常在春节想起外婆，她在春节所进行的一切充满仪式感的流程，都是从外婆那里习得的。在母亲的记忆里，大家庭的年从腊月半就要开始忙了。在贫苦的岁月里，似乎一年到头的辛苦都是为了过年这一天。除夕夜吃完团圆饭，外婆不让别人插手灶台上的活儿。她会熬一大锅苞谷米，在深夜包饺子。 初一早上，她一个个喊孩子们起来吃饭。“二女子，快起来吃饺子啊！”——外婆这么喊母亲，那是母亲一年中最幸福的时刻。后来，她也用这样的语气在每年正月初一喊我和弟弟起床吃饺子，我也觉得，那是一年里听到的最充满喜悦和希望的声音。
当我们一家人离开乡村后，上面这些习俗也就渐渐消散了，但记忆仍在。那些片段留在了母亲的记忆里，也留在了我的记忆里。母亲也在乡村度过了她生命力最为丰沛的岁月。这种仪式给她以尊严，也给了她面对来年生活的动力。
当要在深圳度过异乡的第一个春节时，母亲欢欣雀跃，充满期待。和我们在一起生活半年后，即使中间经历了各种不适应与争执，母亲还是在深圳慢慢建立起自己的世界。
除了审视和整理我们的”家”，她开始去探索小区周围的环境。她虽然只会说方言，但不怯于跟陌生人讲话，她的嗓门很大，经常会把人吓一跳，但她改不掉，她用真诚的热情感染别人。她认识了所住楼栋几乎所有的老人，了然于这些在小区买了楼的老人家里有几口人，子女做什么工作，一个月拿多少退休金。进出电梯遇上这些老人时，母亲都会跟他们搭上腔，有时候还顺手帮忙扔垃圾。她在天台上除了看飞机，也交到了朋友。天台上视野开阔，可以看到深圳湾，经常有老人带着小孩在这里晒太阳。有时候，我跟她一起上天台，她完全无视我的存在，跟老人热络地聊天。他们各自讲述自己的生活，那些话她跟许多人重复过很多次。那些老人从母亲的语气里感受到羡慕，尤其是当他们说自己是带孙子或者只是在深圳拿着退休工资养老的时候。
除了羡慕之外，母亲最常有的心态是自卑和贬低自己的保洁工作。她常跟我说：“做娘的没有用，老了还要来拖累儿女。”她认为跟我住在一起是”拖累”我，因为我要承担她一些生活上的花费。而那些她在天台上遇到的，退休前做老师、护士、检察官、公安等职业，拿着退休金的老人，是”有用”的，因为他们还有余钱去补贴儿女。母亲年轻时，很希望自己的子女也走上做老师、护士、检察官、公安等稳定职业的”铁饭碗”之路，但是她的期待落了空，并且现在看来，几乎没有实现的可能。每当母亲跟天台上手拿退休金的老人们”谦虚”自称只是跟着女儿生活，又额外打点工的时候，那些有素质的老人都会赞扬母亲，告诉她，能挣一些钱，并且完完全全归自己，也是一件有价值的事。
我能感受到老人们也很享受和母亲大声聊天。我比母亲在这个小区住得时间更久，从来没有搞清楚对门的邻居是做什么的，而母亲来了一个月，就跟人家交上了朋友。
她逐渐开始试图掌控厨房，帮我从家务劳动中解放，缓解我面对高压工作的压抑情绪。她总是悄悄帮我洗好衣服，帮我给阳台上的花浇水，帮我给猫铲屎，把地板拖干净。她开始尝试自己去买菜，总是对比同一样菜老家的价格是多少，这里的价格是多少，一比，发现贵了一倍不止，于是她买回来的菜都是精心挑过的菜或者是超市快关门时的打折菜。
年底的时候，我的工作变得异常忙碌，也很复杂。 我常常在下班回家后一言不发，侧躺在沙发上，面无表情。母亲看到我的脸色，也不发一言。她经常要等着我回家后再上床睡觉，也许她有一些当天的见闻要跟我分享，但都被我的脸色挡回去了。我想我是故意的，被压榨一天后，我没有心思再吸收任何东西，哪怕是面对自己的母亲。她不懂我在工作中经历的，也不能提供帮助，只会问我，你吃饭了没？饿不饿？要不要吃东西？当我心烦意乱的时候，我更想一个人待着，但母亲只想一直关心你，直到确认你没事。
2020年除夕那天，虽然是租住的房子，我们仍然为它贴了春联。
大门——
上联：燕子堂前绕桃花枝头俏
下联：人面相映红欢喜春来早
横批：乐此桃源
阳台——
上联：天上聚仙佛人间满欢颜
下联：蒲扇手中摇悠游好似仙
横批：日日皆大吉
这真是一幅理想愿景。
同在深圳的表哥和弟弟也来家里。厨房仍旧是母亲的，我们在她的指挥下打下手。菜一盘盘上，又一一被扫荡，其乐融融的氛围、油污碗碟自动消失的餐桌背后，是一个看起来很快乐，随时准备为子女奉献的妈妈，脸上被油烟熏出微汗的妈妈，手脚不停的妈妈。
“妈，你真的喜欢做饭吗？”
“娘不给儿女做饭，给哪个做？猫都知道疼崽子。”
除夕夜，是一桌丰盛的晚餐，是一家人的团聚。她说：“挺好的，一家人都在一起，也免去了你们姐弟俩奔波。”
没有了在乡村那些繁复的习俗后，母亲在深圳的这个春节，过得还算相对轻松。如若是在县城的家里过春节，少不了一家家走亲戚，今天在这家聚餐，明天在那家聚餐，半个正月在自己家待的时间没几天。她从空间上远离了那些热闹，摆脱了一些大家族走亲戚、送红包、人情往来的麻烦，也在某种程度上获得了自由。我们带她去看花市，去海边晒太阳。她对我专门为春节买的20元一斤的大米感到惊奇，她说，这大米，煮出来，在锅里是站着的。我想象了一下那个场景，大概是军训的时候，操场上立了一操场的新兵。
年底那几天，母亲晚上出门散步的时候，经常在马路边碰到”烧纸”的人。 母亲对城里人”烧纸”的随意嗤之以鼻：“连头都不磕一个。”
母亲想到远在秦岭尾巴上、深山里那些孤零零的”老祖先”们。
她有些惆怅：“离得远了，连梦到他们都很少了，都不要老祖人了……”
春节过完，正月初三，母亲在电话里拒绝了小棉班长让她再回去工作的邀约。她在一栋政府大楼里找到了新工作——仍旧是做保洁。
RU
Моя мать своеобразно запоминает события. Не по общему и не по лунному календарю[1]. Мамины воспоминания строятся на важных решениях и переживаниях моей жизни, жизни моего младшего брата, жизни моего отца, ее жизни и жизни ближайших родственников. Моей матери частенько тяжело назвать точный год. Зато она крепко держит в памяти все произошедшие за тот или иной год события.
– Тот год, когда мы с твоим отцом свадебку сыграли. – Тот год, когда бабушка отошла в мир иной.
– Тот год, когда ты родилась.
– Тот год, когда родился твой брат.
– Тот год, когда ты поступила в среднюю школы высшей ступени[2]. – Тот год, когда твоего деда не стало.
– Тот год, когда ты поступила в универ.
– Тот год, когда ты выпустилась.
И чем дальше уходят воспоминания, тем четче и живее описывает их моя мать. И тем тяжелее ей назвать точный год.
Как-то, когда я уже отработала много лет, на майские каникулы мы с подругой сидели в кафе и обсуждали наших матерей. И я не без раздражения рассказала ей обо всех проблемах, которые у меня возникали, когда после долгой жизни порознь мы с матерью вновь оказывались под одной крышей. Зачастую я не знала, как мне общаться с матерью. Я привела пример: каждый раз, когда я расспрашивала у нее о важных событиях жизни, она не могла назвать точные годы. К тому же моя мать частенько валит все в одну кучу и любит пересказывать болезненные моменты: как они с мужем обходили плановое деторождение, как они с отцом вместе батрачили на рудниках… Объяснить это иначе как маминой неграмотностью я не могла.
Подруга порекомендовала мне книгу «Гендер памяти»[3], которую я внимательно прочла. Думаю, что «спутанность» маминой памяти – это «сфабрикованное беспамятство постфактум». Я все больше говорила с матерью о том, как она росла и жила, о том мире, который она знала и который утратила. И, наконец, стало понятно: ее жизнь – свидетельство бурных времен, но часто мать шла своей дорогой, не всегда совпадавшей с событиями эпохи. По маминым воспоминаниям, в возрасте 21 года, когда моя бабушка, ее мать, покончила с собой, жизнь раскололась. И только после того как она сама стала мамой, ее память начала восстанавливаться на обломках былого. Вселенная моей матери сосредоточена на одном понятии: семья. Поразительно, как ей удается помнить давние дела родных, когда те уже вовсе о них забыли.
Погружаясь все глубже в мамины воспоминания, я стремилась постичь ее – женщину, долгие годы жившую в разлуке с собственной дочерью и вынесшую на своих плечах тяжесть непростых испытаний. Ведь моя мать не только мама, она – дочь моей бабушки, жена моего отца, младшая и старшая сестра в нашей большой семье. Но что более важно – она не просто моя мать, она женщина и самостоятельная личность. Жизнь, которую прожила мать, в корне отличается от той, что дарована мне. Долго мы, мать и дочь, шли разными путями, и, наконец, они пересеклись в одном городе: Шэньчжэне[4]. И нам повезло долгое время вместе пожить на одном месте. И это прекрасная возможность для нас обеих начать все сначала.
Она – моя мать, я – ее дочь. Нас связывает общая кровь. Я очень рано покинула родной дом, сначала из-за учебы, потом из-за работы. Я сама выбрала, кого мне любить и где мне жить. Я слушала, что она говорит, но совсем не вникала в ее слова. Они с отцом работали не щадя себя, обеспечивая меня всем необходимым, чтобы я училась, но, похоже, все что я изучала, шло вразрез с тем, чего желала мне мама. Мой мир все больше отдалялся от ее мира. Оборвалась ниточка, связывавшая мать и дочь, перестали биться сердца в унисон.
У нас обеих отвратный характер. В злобе мы похожи на разъяренных львиц, нас лучше не трогать, чтобы не схлопотать ненароком. Мы страшны в гневе, в такие моменты весь мир нам враг. Мы попадаем в водоворот эмоций и раним всех, особенно тех, кто нас любит.
В спорах со мной у матери есть любимый довод: – Ты ничего не хочешь слышать! Пройдет время, и ты еще пожалеешь! И тогда грянет гром! Иногда она может так лишкануть, что переходит на говор наших родных мест: – Ты ни малясь меня не слышишь. Ни на капелюшечку![5] Мой муж и мой отец – молчуны. Когда у матери и дочери случаются всполохи, они пытаются незаметно сбежать за продуктами или сидят, будто в рот воды набрали. И тогда я испытываю жуткое отвращение к себе. Я чувствую, что становлюсь точь-в-точь моя мать.
Долгое время, особенно в те годы, когда мать была полна жизненных сил, а я жадно впитывала все новое, между нами постоянно вспыхивали конфликты. Мы не только ссорились, но и осуждали друг друга будто непримиримые враги. И все же в большинстве случаев я полагалась на нее. А по мере того как она старела, баланс сил между нами медленно смещался в мою сторону.
Чаще всего мать критикует мою манеру одеваться. И это при том, что мне за тридцать. И все равно – каждый раз мать качает головой, наблюдая за тем, как я достаю из коробки экспресс-доставки новую одежку. Иногда, когда меня нет дома, мать вместо меня вскрывает посылку. И вынутый из коробки свитер остается лежать распластанным на диване, будто немой упрек. Мать фотографирует все подряд и отправляет нам с братом. Она бомбардирует нас недовольными голосовушками в Вичате[6]. Она не понимает, как можно покупать одинаковые вещи, просто потому что они нравятся, и к чему покупать то, что, вроде, не особо нужно. Она считает, что у меня «одежды столько, что девать некуда». Брату на меня жалуется. Мать с полным сознанием своей правоты все это не одобряет, а я с полным сознанием собственной правоты покупаю и ношу, что считаю нужным.
Особое значение мать придает тому, что я не хочу детей, и говорит, что люди быстро стареют. Спрашиваю ее: – Мама, а в какой момент ты почувствовала, что постарела? А она отвечает: – В 45 лет как-то зашивала я одежку и вдруг поняла, что глаз не видит, не могу нитку вдеть в ушко.
Каждый раз, когда я «не слушаю», она с обидой в голосе начинает пересказывать то, что ей когда-то говорила ее мать: – На свете все так устроено, что дыня защищает семечки, а не семечки дыню. Где это видано, чтобы телочка матушке-корове противилась? Я спрашиваю: – Мама, а как я тебе противлюсь? – Бычишься! И каждый раз, когда она вдруг скажет что-то язвительное, то потом раскаивается и виновато приговаривает: – Кроме мамы, никто на свете о тебе не позаботится. Поймешь, когда своих детишек нарожаешь… В ее словах чувствуются угроза и отчаяние одновременно.
Хотя у нас с матерью постоянно возникает искреннее недопонимание, которое практически невозможно преодолеть, общаться нам оно не мешает. Будучи дочерью, я, в соответствии с возложенными на меня надеждами, радовала ее отличной учебой и благодаря хорошим результатам проделала путь «из грязи в князи»: уехала из деревни, поступила в многопрофильный вуз, нашла работу в крупной интернет-компании. Я попала в мир, где все строится на знании, в мир, в который мама никогда не была вхожа. Благодаря учебе и книгам я обрела возможность анализировать жизненный опыт с помощью письменных источников. Но вопреки всему мать по-прежнему тревожится за мою нынешнюю жизнь, будто все рухнет, как только я перестану работать.
В те моменты, когда я не понимаю свою мать или сталкиваюсь с трудностями, мне на помощь приходит сочинительство. И думается мне, что я могла бы рассказать историю маминой жизни и работы, заполнить пробелы за тот или иной год как в ее, так и в своей биографии. Я обязана это сделать: понять мамино прошлое, описать то, что с ней происходит сейчас, и воссоздать, какой была я. И здесь у меня нет нужды гнаться за смыслом. Пускай это будет общая дорога, по которой мы пройдем вместе – мать и дочь.
«Ни черта я не боюсь!»
2020 год стал для матери решающим.
Если бы вы попросили ее вспомнить это время, она сказала бы: «Тот год, когда была корона». И еще тот год, когда дочь «подняла» ее к себе в Шэньчжэнь.
Наша малая родина – городской округ Шанло в провинции Шэньси на северо-западе Китая. Это глушь, с транспортной инфраструктурой там не особо, и потому местные считают себя живущими «в низах». Вот почему шэньсийцы из поколения моей матери при переезде всегда говорят, что они куда-то «поднимаются»: подымаются в Сиань[7], подымаются в Пекин, подымаются в Гуанчжоу, подымаются в Шанхай, подымаются в Шэньчжэнь… «Подъем» в Шэньчжэнь случился из-за того, что мама потеряла работу. Прервалась ее десятилетняя карьера батрачки. В провинции тогда работы не было вообще.
Большую часть жизни для матери основным вопросом было зарабатывание денег. Она все надеялась скопить их побольше. Она говорила: – Деньги не кусаются! Чего ты постоянно талдычишь, что цены кусачие? Денег много не бывает.
Мать родилась весной 1968 года. Потому ей и дали имя, связанное со временем года: Чуньсян, что буквально означает «Дыхание весны». Родив сначала одного за другим шестерых сыновей, бабушка родила трех дочерей – одну за другой. Моя мать была восьмым ребенком в семье. Всего несколько дней она ходила в третий класс, но из-за множества проблем была вынуждена бросить школу.
Тогда матери было девять лет. Отрочество и юность она провела в одном большом доме с моей бабушкой – женщиной совершенно неграмотной и с забинтованными ножками[8], а также с последовательно игравшими свадьбы или ожидавшими свадебного часа братьями и сестрами. Мать и бабушка были неразлучны. Во всем мать слушалась бабушку. Даже за отца моего она вышла – серьезное ведь дело! – по настоянию матушки.
В тот год, когда ей исполнилось 21, мать по наказу родителей вышла замуж за моего отца, парня из той же деревни. Потом пришли материнские и воспитательные заботы. В середине и конце 1990-х мой отец по полгода перебивался временными заработками далеко от родных мест, а мать брала на себя всю работу по дому: обрабатывала земельный участок, разводила свиней и кур, ухаживала за моим братом, контролировала мою учебу, улаживала дела наши сердечные. А еще ходила в горы на промысел: в основном выкапывала или собирала на продажу сырье для традиционных китайских лекарств. После того как мы с братом пошли в школу, отец, в сущности, оставил все домашние дела и отвечал только за то, чтобы привозить домой заработанные в дальних краях «бабки». Бывало и такое, что он вкалывал по несколько месяцев, но у него не оставалось денег, чтобы вернуться домой.
Мы с братом поступили в ведущие средние школы высшей ступени. Когда я была в третьем классе, а он в первом, с финансами в семье было напряженно. А ведь родители мечтали, чтобы мы поступили в вузы.
К тому моменту, когда мы с братом стали долгое время проводить вдали от дома, мать уже была в средних летах. Когда ей было 42, она целый год провела на заработках вдали от дома. В первый месяц года они с отцом уезжали и возвращались только на одиннадцатый или двенадцатый месяц. Иногда они отправлялись в одно место, время от времени разъезжались в разные стороны. Ехали они туда, где можно было подзаработать. На время каникул мы с братом регулярно навещали родственников или оставались в школе. Изредка получалось съездить на шабашку к родителям, совсем редко – домой.
Из-за изнурительной работы и утомительных домашних дел мать почти полностью забыла все иероглифы, которые выучила за три класса начальной школы. Она могла написать лишь свое имя. Несколько десятилетий она практически не заглядывала в книги, почти не писала, на местности ориентировалась по условным знакам. И все же у моей матери были свои мудрость и логика. Мир ее был сосредоточен на хороших отношениях с соседями и местными. Моя мать отличается сообразительностью, тонким чутьем, превосходной памятью, умением запоминать детали и рассказывать истории так, будто песню поет. В то же время она готова стоять на своем до последнего и не уступать ни перед чем. Возможно, именно из-за отсутствия формального образования, в словах и делах ей всегда приходилось полагаться на свои ощущения. Мне часто приходит в голову, что в мыслях мать свободнее меня, да и в действиях особого стеснения не чувствует, она живет полной жизнью. Самое главное, – и я хочу это подчеркнуть, – она любит меня.
Что в воспоминаниях у моей матери? Она живо помнит каждое мгновение тех времен, когда, не жалея сил, отдавала всю себя постоянной или временной работе, стремясь обеспечить хоть какой-то заработок.
2010 год: – Целый год проработала поварихой на ванадиевом руднике в пяти километрах от дома, кашеварила на 50 с лишним ртов. 1000 юаней в месяц[9].
2011 год: – Тот же рудник, та же работа. Проработала там примерно до двадцатого числа девятого месяца. 1100 юаней в месяц. Вернулась домой, отдохнула с полмесяца, а потом отправилась в уезд Ланьтянь сажать деревья. Вернулась перед Праздником Весны. Много пахала – много заработала: 10 000 с хвостиком.
2012 год: – Готовила еду начальству, бухгалтеру, завхозу, ремонтникам угольной шахты в городе Ханьчэн. Заодно открыла лавочку. Каждый месяц зарабатывала по 2000 юаней. Папка твой возил сырье. Большую часть времени зарабатывал по 4000 юаней в месяц. На начало осени выпали пятнадцать дней отпускных, и мы съездили домой, помогли заново выстроить обвалившийся под ливнем нужник. А потом я с папкой снова поехала на шахту. Вернулись где-то двадцатого числа на двенадцатый месяц. По дороге домой узнали, что скончалась наша соседка, тетушка Цзиньчжи. Ей было всего 45 лет. Летом она нас с отцом встретила на полпути и подбросила. Вернулась домой – бац, был человек – и нет человека. На те летние каникулы ты еще приехала к нам на шахту и прожила со мной неделю. Помнишь, как ты с горы увидела Хуанхэ? Твой брат поступил в вуз. У нас с отцом совсем не было сил его везти. Хорошо, хоть ты отвезла.
2013 год: – Сначала я «катала шарики» (отвечала за уборку горной породы) на другом ванадиевом прииске поблизости от нас. Проработала до двадцать какого-то числа седьмого месяца. Потом собирала для семейства Чжан грибы. Еще сходила на свалку, промоталась там с полдня, поссорилась с управляющим, ничего не срослось, так и ушла. Наконец, стряпала еду для рабочих на стройплощадке в уезде Луши. Вернулась на одиннадцатый месяц. Дома я ходила в горы, собирала форзицию, этим подрабатывала, готовилась к Новому году. В тот год я заработала 20 000 юаней.
2014 год: – Весной сходила на кирпичный завод, день потрудилась, поняла, что не тяну, – слишком тяжело. Тогда я поехала «катать шары» на ванадиевый прииск в Лояне, что в Хэнани. Вернулась к нам в уездный центр на четвертый месяц. День попробовала побыть чернорабочей и снова отправилась «катать шарики» на ванадиевый рудник в пригороде. Так и «прокаталась» до одиннадцатого месяца. В горах выпал снег и дороги обледенели. Пришлось приостановить работы. Вернулась домой и собирала форзицию для деревни, готовилась к празднованию Нового года. Заработала за год чуток поболе: 30 000 юаней.
2015 год: – Поначалу хотела собирать листья на чайном промысле, но в Сиане заработная плата была повыше. На первый месяц поехала чернорабочей в район Бацяо строить дома. И так до одиннадцатого месяца. Вместе с тетей и шестым дядей заработали 20 000 с лишним[10]. Дома ходила в горы, собирала форзицию. Заработала 4000–5000 юаней.
2016 год: – Весь год готовила еду для рабочих уездного центра. 1600 юаней в месяц.
2017 год: – С первого месяца нога жутко разболелась. Но я все равно отработала целый год стряпухой на ферме. В тот год мы переехали в уездный центр.
2018 год: – Год отдыхала, лечила ногу. Зимой по рекомендации твоего двоюродного брата стала домработницей.
2019 год: – Весь год убиралась на вилле у подножия горы, ухаживала за матушкой председателя правления. Каждый месяц получала по 2000 юаней. Под конец года ты приехала справлять с нами Праздник Весны[11]. Вот я и бросила работу.
2020 год: – Подыскала какую-то работенку в уездном центре, но не потянула. Ты нам с отцом предложила подняться к тебе в Шэньчжэнь.
Весной 2020 года родители перебивались случайной работой в нашем родном уезде Шаннань, что в провинции Шэньси.
Это захудалое местечко у южного подножия горного хребта Циньлин, никаких градообразующих предприятий у нас нет. В последние годы, в период кампании по борьбе с нищетой в Китае, многие сельские жители из горных районов переехали в уездные центры. Вот и мои родители воспользовались политикой переселений и переездов и обустроились на новом месте.
Для родителей та весна выдалась тревожной. Большую часть жизни они подрабатывали и добывали средства, чтобы вырастить нас с братом. А когда столкнулись с тем, что не могут подыскать подработку, то растерялись. Особенно это касалось матери – при каждом созвоне я чувствовала, как она нервничает.
Тогда я предложила отцу и матери приехать Шэньчжэнь, здесь я могла помочь найти работу на месте. Я перебралась сюда после окончания вуза и отработала в городе уже шесть лет. Здесь же я встретила будущего мужа. Мы арендовали квартиру на две спальни и одну гостиную.
В тот год матери было 52 года, а отцу – 60. Для них этот переезд должен был стать первым опытом дальней поездки на юг, на расстояние 1500 километров от родного края.
Поначалу мать отказывалась переезжать в Шэньчжэнь, волновалась, что они будут мне в тягость, переживала, что не найдут работу, ведь если и ехать в Шэньчжэнь, то главная цель – «денюжку заработать». И ее беспокойство было не беспричинным. В 2017 году у матери диагностировали синовит левого колена. Потребовался год с лишним, чтобы она смогла хоть немного восстановиться. Но при ходьбе ногу она все равно подволакивает, будто тяжелый груз тянет.
Когда наши родственники из уездного центра – мои тетушки, дядюшки и прочие, прознали, что мать собирается в Шэньчжэне искать работу, почти все они воспротивились этому. Даже отец как бы невзначай говорил о том, что тревожится за ее ногу, но не было понятно, сам он за или против поездки. Я же все время подбадривала мать. Пускай хоть съездит и посмотрит, как у нас все устроено, – и то хорошо. Куда ни поедешь после глубоких рудников Циньлина – все будет комфортнее.
– Мама, чего ты опасаешься? Сама же любила говорить: «Ни черта я не боюсь!» И в этот раз мать согласилась с «непослушной» дочерью.
Предложение поступило летом, и только к концу осени мать начала собираться. Она устроила генеральную уборку и вычистила каждый уголок нашего дома в уездном центре. Побывали они с отцом и в старом доме у подножия Циньлина, собрали подоспевшие у ворот грецкие орехи, вытащили на циновки и просушили на солнце оставленную на 10 лет в амбаре пшеницу, повыдергивали сорняки с грядок, где у нас росли лекарственные травы, повалили вытянувшийся прямой стрелой позади дома тридцатилетний тополь, вырубили поросль перед домом. И оставили после себя чистенький домик.
Отбыв из старого дома, что находился в горах, они дошли по горному серпантину до остановки, а потом доехали до уездного города. По дороге еще нарвали дикорастущих огурцов, тыковок и клубневого лука. За день до отъезда мать собрала всех сородичей в уездном городе и устроила пышный обед. Даже заболевшая тетушка по папиной линии смогла прийти.
Среди нескончаемого потока дел на весну 2020 года мать обрела редкую возможность отдохнуть. Вместе с отцом они арендовали участок на 20 соток в пригороде уездного центра, прямо у подножия гор, и посадили зерновые и овощи. В дни, когда не удавалось заработать, мать вместе с тетей на этом наделе выращивали кукурузу, капусту, цветы и арахис. И еще договорились вместе ходить в горы, собирали чайные листья, выкапывали пастушью сумку, шли на реку стирать белье, обедали вместе с родственниками, много ходили и долго говорили. В день, когда мать отбывала из уезда, кунжут еще не подоспел. И весь участок перепоручили заботам тетушки.
В ожидании дня отъезда мать все еще попробовала поискать работу на родине. Но все напрасно. Сначала мать пошла на окрестную свиноферму, собиралась снова взяться за стряпню. Но ее подвела нога. Через силу мать отработала полмесяца, получила свои 500 с небольшим юаней и вернулась домой.
Передохнув чуток, устроилась продавщицей в супермаркет прямо рядом с домом. Работала заведующей отделом свежей зелени. Каждый день ей приходилось перебирать более 500 килограммов овощей. У нее под ногтями постоянно скапливалась грязь. Матери очень хотелось научиться пользоваться весами. Это была самая ненапряжная работа в супермаркете. Мать попросила отца записать для нее на бумажке названия и стоимость всякой разной зелени и зазубрила цены по нескольким десяткам позиций. Однако работу эту она все-таки не получила. Юнец, также претендовавший на пост весовщика, прознал, что мать только зазубривает все, и всеми силами стал чинить ей препятствия. Книг мать, разумеется, прочла совсем мало, но ненавидела, когда люди относились к ней с пренебрежением. В порыве праведного гнева она бросила работу. Хорошо, что заработала хоть 2000 с небольшим юаней.
Наступил май. Пришла пора собирать урожай горного чая, и уездная фабрика стала зазывать на работу женщин. Прослышав об этом, мать договорилась с тетушками, с которыми была хорошо знакома. Они каждый день вовремя выходили на работу и работали на конвейере по десять с лишним часов за 5 юаней за час. На такой работе много ходить не надо, зато приходится долгое время сидеть на одном месте. От отсутствия движения ноги у матери иногда опухали – приходилось брать отгулы, чтобы восстановиться. Трудолюбие у нее заложено, можно сказать, на генетическом уровне, впрочем, как и страх нехватки денег. Если где-то есть возможность подзаработать – она не преминет воспользоваться ею.
Мать продержалась на фабрике до самого конца чайного сезона. Все заработанные суммы она аккуратно записывала в тетрадочку. В общем получилось 5000 с лишним юаней. Однако с тех пор, как мать покинула уездный центр и вплоть до момента, когда я закончила писать книгу, оплаты этой работы мы так и не дождались. У нас в родном краю принято выплачивать деньги за несколько дней до Праздника Весны. Три раза подряд перед новогодними каникулами мать писала в Вичат и каждый раз получала один и тот же ответ: «Извиняйте».
На август мать подыскала себе новую работенку. В окрестностях уездного центра стали собирать грибы, и понадобились люди, которые бы их чистили. Начальник жил в том же пригороде. Каждый день в пять утра мать поднималась сама и будила отца, они отправлялась к дому работодателя, где с утра до вечера возились с грибами. Когда грибов было много, родители возвращались домой уже глубокой ночью. Каждый день им удавалось загрести по 100 юаней да что-то по мелочи. К концу сезона сбора грибов у матери с отцом на двоих вышло чуть больше 1000 юаней.
Все работы, на которые мать устраивалась в первой половине 2020 года, по сути были батрачеством, но с большими перебоями: каждая новая работенка – стряпня, перебор чайных листьев, обработка грибов – длилась по времени все меньше и меньше… И все это был изматывающий физический труд.
К сентябрьской поездке мать морально готовилась слишком долго. К счастью, она все-таки решилась ехать, воспользовавшись моментом, когда вся страна уходит на праздники по случаю Дня образования КНР[12]. Мать впервые села на поезд дальнего следования и отправилась в далекое путешествие.
До приезда в Шэньчжэнь мать доезжала максимум до Лояна. В 2014 году она там «катала шары» на ванадиевом прииске. За каждую вагонетку ей платили по 1 юаню и 4 мао[13]. В месяц мать зарабатывала более 2000 юаней. Устроилась она на рудник в феврале, а вернулась домой уже в апреле. Не потянула тяжелую работу.
Я купила родителям билеты в плацкартный вагон поезда, отправлявшегося в первой половине дня 26 сентября 2020 года из уездного центра, он шел прямо до Шэньчжэня. После ночи с бесконечными звонками и голосовушками в Вичате мать и отец наконец-то прибыли в пункт назначения.
Я приехала встречать их на Северный вокзал Шэньчжэня.
Мать была в рубашке с длинными рукавами и в штанах. Первое, что она сказала, увидев меня: – Какая у вас жарища! Родители привезли с собой массу вещей, которые они тащили на спине и еле удерживали в руках. По большей части это был урожай с того самого участка, который они арендовали семь месяцев за 20 юаней, – кулечки высушенных на солнце и готовых к употреблению продуктов: сушеные грибы-муэр, сушеные горчичные листья, сушеные кусочки тыквы, сушеный острый перец и сушеная кукуруза. Еще мать привезла с собой белые-пребелые грецкие орехи с дерева перед нашим старым домом, сделанный по традиционной рецептуре острый соус от тетушки и купленные в гипермаркете КТ-МагГ[14] в уездном центре две пары обувки с мягкой подошвой и квадратными рантами, наподобие туфель Мэри Джейн. В них мать собиралась искать работу.
– Твоя мамка все делает на совесть, – заметил отец. В багаже у родителей также обнаружились недоеденные снэки, яблоки, освежающие напитки, булочки, молочка… Это родственники постарались основательно затарить их перед поездкой. И при этом мать еще сокрушалась, что не все захватила с собой: засушенный сычуаньский перец, который она заготовила, когда работала на шахте в Ханьчэне, и сделанную своими руками заправку к салатам.
Я не виделась с матерью семь месяцев начиная с Нового года. И сразу поняла, что нога ее так и не прошла. Да и мать явно сомневалась, что сможет подыскать себе работенку на новом месте. Грамоты она особо не знала, едва ли говорила на стандартном китайском, не умела ездить на велосипеде, не ладила со смартфонами (особенно с навигаторами). Первые дни в Шэньчжэне мать провела в смятении. Она все время увязывалась за мной, боялась ненароком заблудиться, уточняла у меня, что и где находится, но все равно пребывала в сильном страхе. С трудом она начала уживаться с этим крупным городом. А я – после десяти с лишним лет разлуки – решила вновь попробовать подольше прожить с матерью под одной крышей. Себя я успокаивала тем, что мы сможем приспособиться друг к другу. Я даже представить не могла, что нам с матерью предстоит вместе провести три «пандемийных» года и переделать столько дел.
В первую неделю по прибытии в Шэньчжэнь мать впервые прокатилась на метро и на двухэтажном автобусе, впервые побывала на море, прикоснулась к морской воде и ощутила ее запах. Мать привели в изумление кокосовые пальмы, выстроившиеся, подобно электрическим столбам, на побережье. Тогда же она впервые увидела раскинувшийся по ту сторону Шэньчжэньского залива Гонконг. И тогда же мать впервые воочию убедилась, что в Шэньчжэне я живу не столь беззаботной жизнью, как она себе представляла, и оценила, насколько высоки цены в большом городе. Мать возбужденно рассказывала по видеосвязи оставшимся в родных краях близким обо всем, что видела и слышала, не забывая заодно вставить, что сильнее всего ее беспокоили перспективы отыскать себе на новом месте работу и отложить какие-нибудь деньги на старость. Под конец общения мать еще всегда неизменно объявляла тетушкам, что если работенка не подвернется, то она через несколько дней обязательно вернется в родной уездный центр. – Спешат все время шэньчжэньцы, гонятся за денюжкой. Катят юные доставщики еды на своих велосипедах, не видя неба над головой и не ощущая земли под колесами.
Обустроившись и отдохнув за каникулы на День образования КНР, мы взялись за поиски работы. С учетом того, что каждый день надо было возвращаться домой, мы старались подыскать место недалеко от нас, в пределах километра, но возможности матери были весьма ограничены. Я запостила ее резюме на сайтах по трудоустройству. Сначала мы отказались от вакансий няни на дому. Почасовикам и домоправителям надо уметь пользоваться смартфоном, так что эти вакансии мы также отложили на потом. Работа в сфере услуг предполагает, что надо долго простаивать или просиживать на одном месте. Отказались и от этого. В конечном счете мы устроили семейный совет и решили поискать что-то связанное с уборкой, чтобы мать на работе потихоньку привыкала к жизни в Шэньчжэне. А что делать дальше – время покажет.
И действительно начало поступать немало звонков. Но там место работы далековато, а здесь надо отрабатывать смены по 16 часов. После серии переговоров мы стали искать работу офлайн.
В целом поиск места уборщицы оказался легче, чем мы предполагали. Подыскивать такую работенку не слишком сложно. Мы обошли окрестные ТЦ, офисные здания и жилые комплексы, расспросили занятых там уборщиков и дворников, уточнили, как дядюшки и тетушки приблизительно маминого возраста искали работу. После долгой череды отказов и уходов от прямых ответов одетый в униформу мутно-белого цвета мужчина в дверях престижного ТЦ наконец сообщил нам, что им как раз нужен человек на уборку. Он поделился с нами номером начальника клининга и, уточнив мамин возраст, заметил, что утроиться на работу скорее всего получится. А то рук совсем не хватает. Пошли мы с матерью искать хозяйственный отдел.
Тот располагался на -1 этаже ТЦ. Под потолком – разные трубы и вентиляционное оборудование. Отыскала я главного хозяйственника, точнее, хозяйственницу – начальницу Ван. Поглядела она на мать, спросила, чем та раньше занималась. Мать отвечала на вопросы на своем привычном говоре, а я переводила начальнице на стандартный китайский. Все, что мать говорила, сводилось к одному: не боюсь никакой работы. Начальница достала бланк, за простеньким столом я помогла матери внести всю нужную информацию. Оформили договор. И еще отправились снять отпечатки пальцев для отчетности.
В договоре значился полный рабочий день и четыре выходных в месяц. Если человек работал по восемь часов в день, то ему полагалось в месяц 2500 юаней, по шестнадцать часов – 5000 юаней. Если в какой-то из выходных вызывали на службу, то при восьмичасовом рабочем дне платили сверхурочные в размере 80 юаней за день, при шестнадцатичасовом – 160 юаней. За всю свою карьеру батрачки мать так и не узнала, что такое «пять страхований и один фонд»[15]. И сейчас она также осталась без социальной поддержки.
На тот момент в Шэньчжэне дела с МРОТ обстояли следующим образом: при полном рабочем дне должны были платить не менее 2200 юаней в месяц, при неполном – 20,3 юаня в час.
Мать выбрала график работы по восемь часов в день, с семи утра до трех дня, за 2500 юаней в месяц. Это отвечало ее изначальным ожиданиям.
Потом начальница вызвала уборщицу, чтобы та показала матери, чем они занимаются, – считай, «провела обучение». Мать назвала их «учителями». И вопреки языковому барьеру быстро усвоила азы. Не прошло и часа, как мать поступила на работу в дорогой ТЦ в районе Футянь[16]. Она обзавелась формой, бейджиком, заколкой, чтобы волосы не лезли в лицо, и картой China Merchants Bank. Впервые за всю жизнь мать получила профессиональное звание: уборщица. И хотя ей предстояло просто убирать за другими, мать была очень рада наконец-то получить работу. Она предвкушала тот день, когда в первый раз получит зарплату, которая в установленное время поступит на счет и упадет на ее банковскую карту. Ранее все свои заработки она всегда получала наличными.
Мамина форма представляла собой белый балахон со стоячим воротничком и черные брюки прямого кроя. Заколкой для волос служила старомодная бабочка темно-синего цвета. Разумеется, все это дополнили «Мэри Джейн», которые мать себе купила в уездном ИТ-МагЕ Прямоугольный бейджик с номером «6165» был выполнен из нержавейки. Его следовало цеплять за вторую застежку на правой стороне балахона.
Ранним утром 10 октября 2020 года облаченная в униформу мать, лавируя между беспорядочно снующими под тусклыми лучами шэньчжэньского солнца людьми, вошла в гипермаркет на проспекте Шэньнань[17], тем самым официально положив начало своей карьере уборщицы в Шэньчжэне.
«Вот она, жизнь!»
У меня нет точных данных по тому, сколько в Шэньчжэне крупных торговых центров площадью около 50 000 квадратных метров, где для поддержания чистоты и наведения порядка нужна целая команда уборщиков.
Шэньчжэнь – крупный город, узкий и длинный по контуру, и недостатка мест для шоппинга здесь не наблюдается. Жилье мы арендуем прямо в сердце центрального района Футянь. По моим ежедневным наблюдениям, здесь на каждые два километра приходится по одному ТЦ. Похоже, шоппинг – одно из важных направлений, на которое уходят все средства, аккумулированные живущими в этом месте людьми. Это верно как для молодежи, так и для старшего поколения.
ТЦ, в котором работала мать, находится в районе Сянмиху, где в основном размещается элитное жилье. В окрестностях – дома, где за один квадратный метр площади приходится выкладывать более 100 000 юаней, самые прибыльные банки с триллионной капитализацией,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е детские сады, где в обязательном порядке проводят собеседования с родителями, и средние школы, в которые зачисляют только при высоких баллах на экзаменах и по факту проживания в районе школы. В потоке людей в роскошном универмаге никто будто и не обращает внимания на обосновавшихся в мегаполисе уборщиков 50–60 лет. Впрочем, это касалось и моей матери, 52-летней тетушки из деревушки в Шэньси. К чему она здесь наводит чистоту? Кому она приходится матерью? Как здесь оказалась?
На мать возложили ответственность за лифты, полы, лестницы и перила на -1 этаже. Это было самое сложное для уборки место во всем ТЦ. Здесь находились всевозможные лавочки с едой и напитками, а также вход в метро, поэтому в начале и конце рабочего дня, а также на время завтрака, обеда и ужина шел плотный поток людей.
О рабочих обязанностях уборщиков можно судить по одному названию профессии: они призваны убираться или, если точнее, поддерживать окружающий мир в чистоте. Мы также часто используем принятые в английском обозначения: «Housekeeping» или просто «HK», что совпадает с английской аббревиатурой Гонконга – Hong Kong, или HK.
Гонконг был самым близким и досягаемым в воображении матери «далеким местом» – по ту сторону Шэньчжэньского залива. После того как она добралась до Шэньчжэня, ей казалось, что и до Гонконга рукой подать. До приезда в Шэньчжэнь мать и подумать не могла, что когда-нибудь окажется здесь; а теперь, стоя перед отделяющей нас от Гонконга полосой воды, она засматривалась на огни, мерцающие вдали – между небом и морем, и мечтательно говорила: – Не могу представить, как у них там. Сильно ли отличается от Шэньчжэня?
При слове Гонконг мать вспоминает 1997 год, когда она повела детей домой к доктору Вану смотреть специальную передачу по случаю возвращения Гонконга в родную гавань[18]. В тот день вся деревня глазела, как над Гонконгом поднимали китайский флаг. На экранах телевизоров сияла россыпь звездочек. Прошло семнадцать лет, и я перебралась в Шэньчжэнь. Как-то мне совсем не хотелось идти на работу, и я попросила у начальника отгул. Отправилась я на автобусе от улицы Байшичжоу прямо до гавани, к Шэньчжэньскому заливу. Села под хлопковое дерево и стала глазеть на море, на небоскребы по ту сторону, словно выполняя какой-то ритуал. Далеко я забралась! Тогда у меня совсем не было понимания, как я буду устраивать свою жизнь в Шэньчжэне, таком огромном городе. Как и другие выпускники вузов без особых связей, я чувствовала себя лодочкой, заброшенной в океан социума.
И мать в свои 52 года чувствовала ровно то же, что и я тогда. Искала она, как и я, гавань, где можно бросить якорь.
Для матери уборка – это динамика, последовательность действий, набор процессов. По деликатным представлениям уборщиков, чем меньше в ТЦ людей, тем лучше. Тогда поменьше будет следов от ног и рук, которые надо затирать, поменьше стаканов из-под бабл-ти, грязных салфеток, волос, рекламок, масок, которые надо собирать. А вот для ТЦ посетитель – боженька, и если не случится непредвиденного, то ТЦ будет ждать его с десяти утра до десяти вечера. Уборщики должны обеспечить чистоту – ведь посетителям ТЦ она очень важна, а идеальная чистота способствует расточительству. Уборщики не могут прерваться ни на миг. Создается впечатление, что они одержимы потребностью вечно трудиться. Поэтому менеджеры прибегают к двухсменному графику: с 7:00 до 15:00 и с 15:00 до 23:00. Причем некоторые уборщики готовы отрабатывать две смены подряд, по шестнадцать часов за день. Моя мать предпочла работать в дневную смену, чтобы уже в три часа можно было уходить со службы.
С точки зрения матери, лучшим применением ее талантов в ТЦ была уборка санузлов – там не нужно много ходить, да и площадь зоны очистки небольшая. Однако на этом посту надо отбывать по шестнадцать часов, и уже давно нашлись тетушки, которым полюбилось это место, и легко уступать завоеванное они не собирались. И мать, осознавая в полной мере всю сложность стоявшей перед ней задачи, все же решила взяться за дело.
Каждое утро она поднималась в 6:30, быстро собиралась, спускалась на улицу, выходила из нашего ЖК, проходила вдоль дороги, пересекала улицу по сигналу светофора, сканировала карточку на входе, здоровалась с охранниками, садилась в лифт и спускалась на -1 этаж ТЦ. К тому времени на часах уже было 6:50. После сканирования отпечатков пальцев и ввода времени прихода на работу, начальница проводила утреннюю планерку, распределяя между всеми работу на день. После этого следовало немедленно приступать к своим обязанностям.
Пик маминой работы приходился на период до десяти утра, то есть до того как ТЦ открывал двери для посетителей. Вместе с коллегами мать должна была следить за тем, чтобы ТЦ предстал перед покупателями во всем блеске. Начальница к уборщикам предъявляла жесткие требования: нельзя было оставить ни единого пятнышка. Мать сначала час с лишним драила полы, потом полчаса чистила и дезинфицировала лифты. Между делом она пару раз спускалась в подземный гараж, чтобы под краном отмыть швабру.
Проще всего во всем этом процессе было начищать поручни и барьеры. Их мать всегда оставляла напоследок. Такова логика ее работы: начинать с самого тяжелого. До 10:30 полагался получасовой отдых, который не успевшие позавтракать сотрудники из дневной смены использовали, чтобы подзаправиться. Эти полчаса служили уборщикам и временем обеда. Полуденного отдыха для утренней смены предусмотрено не было, так что перекусить они могли только в этот промежуток. Мать приносила с собой в холщовой сумке приготовленную накануне еду, которую можно было быстро подогреть в микроволновке. На десять уборщиков приходилась всего одна печка, за право пользования которой разворачивалась чуть ли не борьба.
После перекуса вся мамина работа сводилась к тому, чтобы прохаживаться взад-вперед по -1 этажу с сумкой, полной средств для уборки. При обнаружении грязного участка его следовало дочиста протереть тряпкой. И так матери приходилось накручивать круг за кругом по вверенному участку. Пять часов рабочего времени вплоть до 15:00 проходили крайне однообразно и от того были особенно невыносимы. Матери не просто не нравилось долгое время ходить из стороны в сторону – такая ходьба отзывалась болью в ногах. Однако в начале работы в ТЦ, желая удержаться на месте, мать скрыла от начальницы то обстоятельство, что страдала синовитом. Да и просто так заговаривать с другими сотрудниками ТЦ было запрещено. Если начальница заставала мать за беседами, то сразу бранилась, что та бездельничает. В какой-то мере такое положение дел сильно подавляло мамину природную склонность к общению. Она должна была ежесекундно быть при деле. Ведь ТЦ целиком находится под видеонаблюдением.
Раз в час матери надо было заходить в лифтовой холл, чтобы отметиться в табеле. Оставив учебу еще в 10 лет, мать больше никогда не писала. В табеле она неуверенной рукой вписывала по восемь раз на дню – черточку за черточкой – свое имя: «Чуньсян». На каждый иероглиф у нее уходило секунд тридцать. И все равно каждый раз подпись не помещалась в рамку.
Согласно регламенту клининговой службы, уборщикам все 8 часов работы нельзя было стоять без дела. Да и в публичных зонах не было мест, где можно было бы присесть и передохнуть. Матери удавалось ухватить несколько минут, когда контролеры отлучались от экранов видеонаблюдения. Тогда она уединялась и позволяла себе немного расслабиться на скамеечке в женской уборной.
Чистотой в ТЦ заведовала аутсорсинговая профильная компания, специализировавшаяся на уборке и озеленении всевозможных торговых площадей, офисных зданий, жилых комплексов и правительственных учреждений. Соответственно, компания эта была подрядчиком, а ТЦ – заказчиком. При администрации ТЦ имелась отдельная группа служащих, контролировавшая работу уборщиков. По большей части этим занимались молодые люди. Суть их полномочий заключалась в том, чтобы патрулировать требующие очистки точки и своевременно обнаруживать места, которые уборщики не доработали: то клочок бумажки не убрали, то брошенную защитную маску не подняли, стаканчик из-под воды не забрали, листочек не заметили, пятнышко пролитой жидкости не вытерли, – в общем искали всевозможную грязь. Выявленные неопрятности фотографировались и отсылались в Вичат-группу. Каждый отдельный случай «свинства» становился предметом пристального внимания и обсуждения в группе, на которую было подписано и руководство. Начальница матери прямо заводилась. Ведь это заказчик проявлял недовольство! Начальница незамедлительно отдавала распоряжение ответственному за участок пойти прибираться. В особо тяжелых случаях применялись штрафы. Точь-точь как у меня на работе: если я в чем-то допускаю промах, то начальство сразу же вводит санкции. Власть штука стратифицированная, все мы элементы одной общей системы.
Уборщиков изрядно бесила эта молодежь, они ощущали недостаток понимания. Как-то проходила инспекция, в ходе которой девчушка устроила матери выговор – та не до конца оттерла черные разводы на полу. Мать рыдала в три ручья прямо на месте, на нашем говоре она пыталась объяснить, что эти пятна вовсе нельзя вывести, и предложила девушке самой попытаться это сделать. Проверяющая ничего не поняла, немного позлилась и больше не приходила жаловаться. Да и вообще после того случая дамочка редко приходила с проверками в мамину зону уборки. Позже мать узнала, что эта девушка с коллегами за ее спиной рассуждали о том, насколько несговорчивые эти «люди с гор», только и знают, дескать, как отговорки себе придумывать. Мать затаила большую обиду.
Впрочем, иногда люди относились к матери по-доброму. Нередко так выходило, что юная проверяльщица подлавливала мать за сидением на выставленной в женской уборной для покупателей и прочих гостей скамеечке. Мать объясняла, что у нее с ногами не очень хорошо, и, к счастью, это находило понимание. Позже, когда та девчушка обнаруживала мать отдыхающей на скамеечке или унитазе, она лишь мягко напоминала, что лучше не затягивать с передышками, или же делала вид, что не заметила мать. За такое отношение мать была ей весьма признательна. Иногда я и сама видела в ТЦ эту служащую, которая иногда «в упор не замечала» мать. Мать все время просила меня не забыть поблагодарить девушку.
Матери нужно было потихоньку привыкнуть к непростым отношениям между людьми в Шэньчжэне. Нельзя всех разделить на однозначно хороших и однозначно плохих.
После полудня время будто замедлялось, и некоторые уборщики, пользуясь тем, что за ними никто не присматривал, пытались подзаработать на продаже собранного мусора, преимущественно картонных и бумажных коробок. Но в этом крылись определенные опасности. Тех, кого администрация ловила за этим занятием, в обязательном порядке увольняли. Мать чувствовала непреодолимое желание подзаработать, но она не отличалась мобильностью из-за проблем с ногой и носиться в поисках коробок просто не могла. Каждый раз, когда у нас заходил разговор на эту тему, мать сетовала на собственную никчемность, досадовала, что с возрастом ноги пришли в негодность. Но меня очень радовало, что она вообще справлялась с работой. Человеку вовсе не обязательно мериться с другими возможностями заработка.
Уборщикам запрещалось собирать гофрокартон. Это фактически означало, что первый этап сортировки отходов, за которую топили во всем Шэньчжэне, в таком месте, как наш ТЦ, просто не осуществлялся. По мнению уборщиков, оценивать то, какую вещь можно отнести к мусору, следует по тому признаку, можно ли ее продать, а не по тому, грязная она ли нет. В принципе, такие люди, как моя мать, лучше всех разбираются в конъюнктуре мусорного рынка Шэньчжэня. Они внимательно отслеживают колебания цен на такие позиции, как макулатура, картон, металлолом, стекло и пластик. И только из-за того, что в клининговой компании действовали жесткие наказания за такие инициативы, уборщикам приходилось складировать весь мусор в одинаковые черные мешки и спускать на грузовом лифте на паркинг, где находилась площадка для утилизации мусора.
Был случай, когда начальство вскрыло один за другим тайники, куда одна тетушка из Сычуани спрятала весь собранный гофрокартон: в шкафу пожарного крана, за перегородкой под раковиной, за воротами на лестничном пролете. Мало того, что ее прилюдно отчитали, так еще и оштрафовали на 500 юаней.
Вот мать больше и не помышляла о том, чтобы собирать гофрокартон и сдавать его за деньги, хотя с завистью смотрела на ту супружескую пару, которая занималась в нашем районе исключительно этим. У той парочки имелся трицикл и склад для этих целей. За месяц они умудрялись зарабатывать по несколько десятков тысяч юаней. На вырученные деньги они обеспечили жильем оставшихся в родных местах детей[19]. Я напоминала матери: – Не забывай, что они в Шэньчжэне давным-давно, у них здесь все схвачено. По мере того как мать знакомилась с новыми людьми, она и сама потихоньку поняла, что в годы ее молодости Шэньчжэнь был всего лишь тем местом, куда устремлялись люди с большими надеждами. Тогда, чтобы разбогатеть, достаточно было просто перебраться сюда. Если бы раньше была возможность возить мать батрачить не по стройплощадкам, рудникам и фермам, а сюда, то ее судьба могла бы сложиться совсем иначе. И вот наконец ее привезла в Шэньчжэнь собственная дочь. Правда, теперь тело отказывалось поспевать за маминым желанием зарабатывать побольше.
Мать любит в шутку говорить, что если бы она в молодости приобрела участок в Шэньчжэне, то ее дочери и сыну не пришлось бы так туго. Ах, мама, милая ты моя… Как же непосредственно и практично она мыслит. Многие люди, с которыми я имела возможность общаться в Шэньчжэне, при воспоминаниях о тяжелейших решениях по жизни всегда с несколько скорбной усмешкой замечают: – Как бы было хорошо, если бы мы тогда собрали все накопления и прикупили себе жилье в Шэньчжэне. Сколько же на жизнь одного человека приходится таких «если бы»? Моей матери тоже пришлось смириться с тем, как сложилась ее судьба.
И хотя вся деятельность матери состояла из предписаний и инструкций касательно того, как беспрестанно очищать постоянно замарываемые перила и копаться в набрасываемом из раза в раз посетителями мусоре, это все равно была самая легкая работа, которую ей когда-либо приходилось выполнять. Обязанности не слишком тяготили ее, она демонстрировала тот же непоколебимый оптимизм, что и в те годы, когда жила в сельской местности. Ни на секунду не возникала мысль вернуться к тому, чем она занималась до прибытия в Шэньчжэнь: черной работе на стройплощадках, готовке еды в больших котлах, организации магазинчиков на приисках, покраске стен в отстроенных многоэтажках, разведению уток при госхозах.
Со временем мать приноровилась к новой работе и овладела всеми необходимыми тонкостями. Она даже стала общаться с окружающими. На стандартном языке она говорила плохо, но совершенно не боялась болтать. Практически все уборщики были из деревень, по большей части – женщины за 50–60 лет, и мало кто из них сносно изъяснялся на общепринятом языке. Мать сначала присматривалась к тому, кто с виду подружелюбнее и пообщительнее, а затем, пользуясь свободной минуткой, сама обращалась к с дежурной фразой: – Сестрица, а ты откуда?
Моя мать – талант от природы по части заведения знакомств. Еще в провинции она умудрялась по дороге домой с той или иной подработки наболтаться со всеми, кто ей попадался на пути. Поначалу в Шэньчжэне для матери все было в диковинку. Она частенько пересказывала мне, что видела и слышала на работе. Я уже тогда сама начала присматриваться к сообществу пожилых уборщиков Шэньчжэня. Мать стала для меня вторыми глазами, благодаря которым я узнавала скрытые реалии жизни в большом городе.
После того как мать установила контакты со всеми коллегами-сверстниками по ТЦ, стало понятно, что многие из них перебивались булочками и фруктами, оставшимися после продажи в супермаркетах. Иногда уборщики забирали себе в качестве обеда на следующий день отварной рис, остававшийся после гостиничных фуршетов и шведских столов. Была одна уборщица, которая страдала диабетом. Так она по сусекам набирала рису на все три приема пищи в день. Перемешав рис с соусом «Лаоганьма»[20], она замораживала его в холодильнике и потом потребляла, разморозив на пару.
Среди наводивших чистоту в ТЦ людей далеко не только одна моя мать скрывала какие-то болезни. В большинстве своем уборщики мучались такими хроническими недугами, как заболевания желудка и диабет, которые в краткосрочной перспективе не особенно влияют на жизнь человека. И поэтому многие вообще не видели в своих физических особенностях чего-то заслуживающего внимания, а крепились и держались.
Самое незначительное число уборщиков, подобно матери, трудилось по 8 часов в день. Чаще всего они выходили на двойные смены по 16 часов, на отдых времени совсем не оставалось. В ТЦ частенько приходилось заставать уборщиков, отсыпавшихся в укромных уголках или на планерках. Все изыскивали разные способы передохнуть, например, постоянно отлучались в уборную. Но слишком часто ходить по нужде было нельзя. Если контролеры кого-то ловили на этом, то устраивали разнос в чатике.
Среди уборщиков были и те, кто, как и моя мать, приехал в Шэньчжэнь, потому что здесь работали их дети. Кто-то бежал от утратившего всякий смысл брака, кто-то приезжал заработать денег, чтобы можно было удачно женить сына. Но в целом большинство уборщиков были в том же положении, что и моя мать: и на старость копили, и делом себя занимали. Для кого-то работа была способом выживать. Был один 62-летний уборщик, который, прежде чем при содействии земляков обосноваться в нашем ТЦ, пять лет подметал мостовые в Пекине. В столице зимы особенно морозные, и у мужчины от холода вся кожа на руках и лице покрывалась трещинами. Боль была невыносимая, а в месяц ему платили всего 3000 юней. Главной причиной для переселения в Шэньчжэнь стало то, что у нас зимы умеренные. А то он сильно боялся, что так и издох бы в Пекине прямо на улице и никто бы об этом не узнал.
В ТЦ уборкой четырех женских туалетов на – I и -2 этажах заведовала тетушка Хайтан – буквально «Яблонька». -2 этаж плавно переходит в парковку, а – I этаж связан с метро. Там постоянно сновали люди. Хайтан отрабатывала по шестнадцать часов в день за 5300 юаней в месяц. Ради этой суммы Хайтан не давала себе передышки ни на секунду, без конца полируя загрязненные поверхности, вынося переполненные испачканными салфетками мусорные ведра и моя унитазы.
Тетушка Хайтан занимались всем этим уже пятый год. Приехала она из Гуанси. Они с матерью были одного возраста. Жила Хайтан в общежитии, которое клининговая компания предоставляла сотрудникам. В каждой комнате размещалось по восемь человек. Времени на приготовление пищи у Хайтан не было. Она часто набирала нераспроданный за день хлеб из булочной при ТЦ. Своим уловом она делилась с матерью. До того как стать уборщицей в Шэньчжэне, Хайтан вместе с мужем отработали шесть лет на фабрике игрушек в Дунгуане. Заступали они на службу прямо в первый месяц года, а возвращались к себе только под конец года. Поначалу им платили всего 900 юаней в месяц, но зарплата потихоньку росла, пока не достигла 2000 с лишним юаней. А потом компания решила вывести производство из Дунгуаня. Сотрудникам не выплатили по несколько тысяч. Так и остались муж с женой без денег и без работы.
До производства игрушек тетушка Хайтан работала на фабрике пиротехники, которую открыли у нее на родине гуандунцы[21]. А еще раньше Хайтан собирала и продавала металлическую руду из рудников в окрестностях родного края. У Хайтан было четыре сестры (сама она была средней). И, как моя мать, к грамотности она имела возможность приобщаться лишь короткое время.
На тот момент сын тетушки Хайтан работал на формовочном производстве в Гуанчжоу, а муж занимался ремонтом дома на родине. Супруги угрохали несколько сотен тысяч юаней на трехэтажное строение. Собственной крышей над головой они обзавелись и ради самих себя, и ради сына. Тому было уже 29 лет, а он так и оставался холостяком. Хайтан по этому поводу страшно беспокоилась. И хотя мать и сын работали в соседних городах, виделись они крайне редко. Хайтан замечала: – У меня нет времени на отдых, так что я не могу составить ему компанию.
Почтенного Дуна в ТЦ всегда хвалили. Родом он был из Юньнани, занимал примерно ту же должность, что и тетушка Хайтан: ведал мужскими туалетами на – I и -2 этажах. В его компетенцию входили дверные ручки, раковины, краны, унитазы, стены, полы, мусорные ведра и стоки. Помимо генеральной уборки на заре с восьми утра до одиннадцати вечера ему надлежало каждый час приводить помещения в порядок. Дун – будто юла в вечном движении. Работа у него была непростая, но исполнял он ее в высшей степени добросовестно и никогда не халтурил. Дун – единственный из уборщиков ТЦ, на которого ни разу не пожаловались. Начальница на каждой планерке в обязательном порядке расхваливала Дуна: – Учитесь у старины Дуна, мне за его работой присматривать не приходится. Однако за исключением устного поощрения никаких материальных вознаграждений Дуну не полагалось.
В любом ТЦ уборщики – невидимки, люди на периферии. Безудержное стремление ТЦ поддерживать практически недостижимую чистоту обеспечивается за счет того, что сотрудники клининга практически лишены личного времени. Почтенный Дун в этом отношении был зажат до предела. – ТЦ нам сидеть на месте не дает, надо все время работать. Дун работал по шестнадцать часов в сутки, проходя ежедневно более 30 000 шагов. Из-за этого у него покрывались волдырями пятки, он прихрамывал. Дун вставал каждый день в шесть утра и ближе к рассвету возвращался в общежитие, располагавшееся в одной из деревень в черте города[22]. Причем по возвращении «домой» ему еще надо было успеть наготовить себе еды и выстирать одежду на следующий день. Спал он от силы пять часов в день. В начале 2020 года Дун с родным братом и еще одним родственником вместе устроились убираться в один и тот же ТЦ. Троицу уборщиков величали, соответственно, почтенный Дун, малой Дун и наставник Дун. Все трое выходили на последовательные смены, заботились друг о друге, готовили и приносили друг другу еду. Бывали дни, когда в ресторанах перед закрытием оставались несъеденные порции, и добросердечные заведующие делились ими с почтенным Дуном. И тогда ему по прибытии домой затемно не было надобности готовить себе.
С учетом сверхурочных почтенный Дун в месяц зарабатывал примерно 6000 юаней, большая часть которых уходила на помощь старшему сыну. Сыновей у Дуна было двое. Младший сын – примак в семье жены, так что за него можно не тревожиться[23]. А вот старший, страдающий сахарным диабетом, сильно беспокоил отца. Работать полноценно молодой человек не мог. Для поддержания базового здоровья он нуждался в инсулине и препаратах, понижающих сахар. При этом жена сына, остававшаяся на родине, всецело занималась детьми. – Выбора нет, – заключал Дун. Так и приходилось отцу каждый день подниматься и спускаться, хромая, по лестницам, снуя между уборными. Ненавязчивый шум щеток дополнял нежным фоном «Лебедь» Сен-Санса. Мелодия струилась по идеально убранному пространству, создавая в ТЦ ауру спокойствия и непринужденности.
Благодаря изящной музыке посетители дольше задерживаются перед уставленными всевозможными украшениями и утварью стеллажами. Какие бы люди – бедные или богатые – ни оказывались в ТЦ, их кличут всегда одинаково: «покупатели». Они неспешно бродят по аркадам, словно только здесь им дано остановиться и ощутить умиротворение и покой. Все это напоминает лобби в пятизвездочных гостиницах, где также звучит успокаивающая музыка, призванная как бы возвестить гостям: «Мы рады видеть вас вновь!» И за подобное блаженство клиенты готовы расстаться с деньгами.
Под эту неспешную музыку почтенный Дун вечно спешил. При этом у него было предельно четкое понимание: компании выгоднее, чтобы один человек делал как можно больше, так деньжат можно сэкономить и никого больше не приглашать. Прошло не много времени, и братец Дуна потерял теплое местечко в ТЦ, потому что решил съездить на родину на свадьбу дочери. Малой Дун потом все-таки нашел себе новую работу: устроился разделывать рыбу в популярную сеть ресторанов, где в месяц ему платили 5000 с лишним юаней. А почтенный Дун так и остался наводить чистоту в уборных ТЦ. На момент написания этой книги ему должно было исполниться 60 лет. Кто знает, нужны ли будут клининговой компании люди такого возраста? – Хорош тот день, который еще предстоит отработать.
45-летняя тетушка Шуйсянь – буквально «Владычица вод» – по меркам уборщиков считается юной. Шуйсянь была бригадиршей ночной смены в автопарке при ТЦ. Эта дама отличалась белоснежной кожей, красивыми тонкими бровями и ненавязчивым макияжем. Родом Шуйсянь из Юньнани, но ее выдали замуж в уезд Жэньшоу в Сычуани. У семьи было два ребенка. Сын трудился в Чэнду, дочь училась в вузе в Мяньяне. У Шуйсянь на телефоне хранилось множество селфи сына и дочери. Шуйсянь продержалась в Шэньчжэне двадцать один год, вкалывая на предприятиях в районе Лунхуа. Дольше всего она проработала на заводе упаковки, где мастерила коробки и ящики. В силу относительно молодого возраста Шуйсянь могла совмещать две работы. Она также была бригадиршей в офисном здании неподалеку от нашего ТЦ, заправляла десятью уборщиками. Муж Шуйсянь работал в Шэньчжэне охранником. На вопрос о том, нравилось ли ей быть бригадиршей, Шуйсянь замечала, что работа не особо-то по душе: все время кто-то приходит с вопросами, то и дело наведываются проверяющие.
У уборщиков сформировалось собственное сообщество. Они не только делились всякими рабочими премудростями и давали друг другу советы, но и временами поддерживали между собой знакомства, которые по сути можно назвать местечковыми.
В ТЦ, куда устроилась мать, есть дорогой супермаркет, где за кочан капусты выкладывают 30 юаней. Здесь мать познакомилась с цзянсийцем, который заведовал просроченными овощами и фруктами. Овощи и свежее мясо в супермаркете редко отпускают со скидкой. Реклама делает упор на свежесть товара и местный продукт, срок годности на них ограничивается одним днем, что привлекает окрестных покупателей. Овощи и фрукты, что не распродавались и вскоре должны были уйти в просрочку, дядечка из Цзянси около одиннадцати часов вечера притаскивал на близлежащую парковку, отбирал с мусорной тележки то, что было съедобным, и раздавал пожилым, которые прибирались в ТЦ. Часть просроченного мяса он продавал по сниженной цене, хотя такой поступок нес в себе определенный риск.
Мать об этом узнала со слов уборщиков, которые получали продукты от цзянсийца. Каждый вечер около одиннадцати дядюшка из Цзянси, последний раз пройдясь по супермаркету, прибывал в установленное время на парковку. Уборщики ночной смены примерно в это же время выходили на работу. Они уносили в черных мусорных пакетах то, что пожаловал им дядюшка из Цзянси: зимнюю тыкву, сладкий картофель, фрукты, чили, корни лотоса, стремительно теряющую товарный вид свежую нарезку… Разносили по домам и закромам побитые овощи и просроченные продукты. Ничего из этого порченным не было, просто из-за того, что истек один день от срока хранения, продукты не считались годными к продаже. Супермаркет же стремится торговать овощами, фруктами и прочими продуктами по высокой цене и избегать жалоб потребителей, поэтому реализует исключительно свежепривезенные товары, а все «несвежее» сбрасывается в тачку и на выброс. Такую цену приходится платить за «свежесть». Даже хорошо, что эти же продукты могли послужить еще один день источником сил для части престарелых уборщиков. Жизнь наша полна сюрпризов.
Дядюшка из Цзянси мог и подарить что-то, но по большей части предполагался бартер. Иногда он выменивал на фрукты и овощи подобранные уборщиками картонки и бракованные вещи. Свинину, говядину и прочие мясные товары он даром никому не отдавал. Только за деньги, но со скидкой. Так дядечка пополнял свои доходы от уборки помещений. В удачные дни он умудрялся зарабатывать по 100 юаней.
Не прошло и двух месяцев, как начальник супермаркета прознал о том, что делал с почти просроченным мясом дядюшка из Цзянси. Тут дядюшку и рассчитали. К тому же нажаловались коллеги. Вскоре дядюшка из Цзянси нашел себе работу в ТЦ неподалеку. Никто не спрашивал, откуда он явился. А вот новенький уборщик супермаркета, ответственный за просрочку, больше не осмеливался приторговывать лежалым.
Еще мать познакомилась в ТЦ с занимавшимся полировкой наставником Лю. Для полировки полов используют специальное приспособление – полотер, после которого поверхность блестит, будто глянец. Профильные специалисты принимались за работу в десять вечера, когда ТЦ уже закрывал двери, и работали вплоть до восьми-девяти часов утра, когда приходил контролер проверять чистоту. Если уборка принималась, то специалисты отправлялись по домам, а ТЦ открывался для посетителей.
Каждый день около восьми утра мать, орудуя шваброй у мужских уборных, видела наставника Лю, когда тот уже готовился к «подъему». Лю работал на аутсорсе. На полировку у него уходило часа три-четыре. На улице к концу работы было еще темно, и Лю просто ставил заготовленную раскладушку, уединяясь в мужском туалете на – I этаже. Когда приходил прораб проверять работу, Лю быстро поднимался и приводил себя в порядок, не забывая спрятать кровать в неприметный уголок.
Мать и наставник Лю при встрече спозаранку обычно так приветствовали друг друга: – Ой! – выкрикивал Лю. – Ой! – мать отвечала тем же. – Вот она, жизнь, – объявлял Лю. – Вот она, жизнь, – отвечала мать. Это была их тайна. Мать не рассказывала контролерам о том, что Лю устраивался в уборной. Так, без лишних слов они вступили в сговор.
– Дороговато жилье снимать, – пояснил наставник Лю матери. Вот он постоянно и «одалживался» жильем в Шэньчжэне. До того как он обзавелся кроватью, Лю как-то пожил несколько ночей подряд на диване в ресторане. Но его застукали, и начальница предупредила, что, если он снова начнет там «обживаться», его оштрафуют на 1000 юаней. Лю предпочел потратиться на раскладушку и обрел «домашний очаг» в туалете. А на момент знакомства с матерью Лю проработал полировщиком в ТЦ с полгода.
Наставнику Лю не было и 40 лет. Лю – весельчак с северо-востока Китая. У него были сын и дочь, которые остались в родных местах вместе с матерью. В сущности, вся семья держалась на Лю. Помимо того ТЦ, в котором работала моя мать, Лю по совместительству устроился полировщиком полов в соседний ТЦ. После приемки работы около восьми-девяти часов утра в нашем ТЦ Лю, приведя в порядок инструмент, покупал себе в магазинчике окрестного микрорайона початок кукурузы и паровой пирожок на завтрак и направлялся на второе место службы. Вечером он спешил обратно в наш ТЦ. Вся его жизнь протекала между этими двумя точками. Время же – деньги, и Лю выжимал по максимуму из каждой минуты.
К счастью, его жертвы компенсировались достойным вознаграждением. При отсутствии соцпакета и иных гарантий наставник Лю умудрялся зарабатывать до 10 000 юаней, позволяя семье жить безбедно. На родине Лю никак не смог бы заработать таких, вроде бы и небольших, денег. Из-за пандемии на северо-востоке Китая найти работу стало весьма проблематично.
В простом вещмешке наставник Лю хранил полировальную машину, раскладушку и бутылку для воды – все имущество, обеспечивавшее ему пребывание в этом городе.
2020 год стал чрезвычайным в сравнении с предыдущими. Многие не по своей воле, а вынужденно взялись за работу уборщиков, полагая, что смогут временно перекантоваться.
В тот год в ТЦ трудилось особенно много поденщиков. Значительное число людей, которые не могли сразу подыскать работу, впервые стали уборщиками. У одного мужчины из Хунани обанкротилась птицеферма, и он собирался отработать на клининге всего несколько месяцев, чтобы, когда ситуация наладится, восстановить собственное предприятие. Но прошло уже полгода, а он продолжал работать уборщиком даже после того, как мать покинула ТЦ. Еще один уборщик, ведавший площадками вокруг ТЦ, прежде водил фуру в Гонконге. Когда перекрыли КПП, мужчина застрял в Шэньчжэне, и ему пришлось устроиться за 220 юаней в день на работу в ТЦ. Потом ТЦ уже не мог принимать на работу сотрудников на поденной основе, а тот уборщик не мог долгое время жить на низкую зарплату, вот он и бросил это дело. Мать его больше не видела. Непонятно, вернулся ли он к себе в Гонконг.
Вывод из всего этого один – труд уборщиков стабильностью не отличается.
На момент поступления на работу у матери в договоре значилось, что ей полагалось четыре выходных в месяц. По факту же она не отдыхала вовсе. Начальница всегда придумывала разные поводы, чтобы задержать ее на работе. Говорила что-то вроде: – Ты же видишь, что другие не берут выходной. Выйди еще на денек, завтра тебе дам отгул… Больше других в таких случаях страдают люди, которым не хватает характера. Самую грязную и утомительную работу сбрасывают на тех, кто слова не может сказать в собственную защиту. И тем более они не могут отстоять права и интересы доступными правовыми методами.
В условиях, когда защиты от системы ждать не приходится, зарплата низкая, условия проживания совсем плачевные, требования к дисциплине строжайшие, а времени на отдых никто не предоставляет, большинство уборщиков просто не выдерживает. Отработают несколько месяцев и уходят. Разумеется, бросают это дело преимущественно люди младше моей матери.
Мать поставила себе целью продержаться до конца года. Она собиралась уйти за десять дней до Нового года. Сколь бы ужасающими не были условия работы, они ни в какое сравнение не шли с тем, чем она занималась прежде. Мать сказала мне, что в целом она сама увольняться не хотела бы. Только если ее вдруг попросят на выход.
В силу большой текучки кадров на территории ТЦ действовало негласное правило: если действующий уборщик приглашал на место работы друга, то по истечении двух месяцев непрерывной работы последнего можно было получить вознаграждение в размере 100 юаней. Но даже при таком «бонусе» отыскать готовых задержаться на долгое время сотрудников не находилось.
Регулярно менялось, впрочем, и начальство ТЦ. Не прошло и нескольких дней после начала работы матери, как пригласившая ее на работу начальница уволилась. К концу года в бригаде, в которой состояла мать, сменилось руководство. Новой начальницей стала поступившая на работу на несколько месяцев раньше матери тетушка Сяомянь из Сычуани. Сяомянь – буквально «Малая нежность» – отрабатывала смены по 16 часов и в основном заведовала женскими уборными. Мать и Сяомянь частенько болтали при встречах. Сяомянь была женщиной красивой с длинной-предлинной косой, большими-пребольшими глазами, белой-пребелой кожей. Сотрудницей она была трудолюбивой и отзывчивой. Как-то раз после завершения рабочего дня Сяомянь лила слезы на скамейке у хозяйственного отдела. Никогда она не нахаживала так много шагов за один день. На ступнях появились волдыри размером с грецкий орех. Они лопнули и через прозрачную кожу виднелась красная мясистая плоть. Начальство предложило ей передохнуть пару деньков, а потом вернуться к работе. И именно за старание, аккуратность и энтузиазм Сяомянь к концу года получила повышение: ее произвели в начальницы бригады. Теперь Сяомянь должна была следить за исполнением обязанностей другими, устранять недоработки, а иногда и сама подключаться к уборке. У тетушки Сяомянь в Чэнду осталось двое сыновей. На заработках в Шэньчжэне она была одна и даже не помышляла о том, чтобы вернуться домой к Празднику Весны[24]. До приезда в Шэньчжэнь опыт работы у Сяомянь во многом был схож с тем, чем раньше занималась моя мать: она устраивалась чернорабочей на стройплощадках, возводила стальные опоры, красила стены. Шэньчжэнь не произвел на Сяомянь особого впечатления: – Все одно – работа. Уходила со службы Сяомянь позже, чем выходила следующая смена уборщиков: около 23:30. Ей нужно было еще проводить летучки с подведением итогов и отчитываться перед заказчиком за выполненную работу.
В рядах уборщиков нет молодежи, зато ощущается вечная нехватка рук. Заниматься такой работой продолжительное время готовы только возрастные люди из деревень. Всю вторую половину года ТЦ испытывал дефицит уборщиков. Поначалу администрация умудрялась отыскивать поденщиков на стороне, и кто-то действительно был из «саньхэйцев»[25]. Поденщики получали в день по 220 юаней, из которых 20 юаней отчислялись рекрутинговому агентству в качестве комиссии. Такое положение вызывало недовольство штатных уборщиков, которые требовали повышения зарплаты. Потом дела у самого ТЦ пошли не очень, и администрация вообще прекратила набирать людей на аутсорсе, а нагрузка у рядовых сотрудников возросла. Одному человеку приходилось совмещать несколько должностей.
Аутсорсинг рабочей силы – модель, нашедшая применение практически во всех крупных торговых центрах, ухоженных парках и престижных офисных комплексах Шэньчжэня. Чуть ли не вся работа по наведению чистоты и озеленению Шэньчжэня ложится на плечи пожилых людей в возрасте 50–60 лет. Это приезжие из Гуанси, Хунани, Сычуани, Цзянси, Хэнани, Шэньси… Если внимательно присмотреться, можно увидеть, что они представляют собой огромную, при этом малозаметную и даже игнорируемую группу людей. В основном это крестьяне, в абсолютном большинстве случаев – точно такие же, как моя мать. Чистоту большого города блюдут сельские люди. Дэвид Гребер в книге «Бредовая работа»[26] замечает, что в обществе повсеместно встречаются подобные ситуации: чем полезнее работа, тем меньше за нее платят. Читая это, я сразу же подумала о том, чем занималась моя мать, да и об уборщиках в целом. Только представьте себе, что бы было, если бы в таком мегаполисе, как Шэньчжэнь, некому было бы убирать туалеты и выносить мусор. Можно пойти дальше: как бы вы себя чувствовали, если бы в уборной вашего офиса не убирались пару дней?
Я спрашиваю у матери: – Ты боялась, когда в первый раз выходила на работу в ТЦ? Думала, что, может быть, не справишься?
– Да нет. Попробовала первый день – поняла, что справлюсь. Но все равно бесило, что нас подгоняли. Вечно кто-нибудь говорил, что надо чуток порезвее работать!
У матери в ТЦ часто спрашивали, как пройти туда или сюда.
– Спросит меня кто-нибудь: «Где тут у вас можно поесть кокосовую курочку?» А я и сама поначалу не знала, что это такое. Уточняют: «Как найти здесь „Четыре кокоса и курочку“?» Я и отвечала: «Не знаю». Кто-то еще спрашивал: «„Папаша при деньгах“ где?» Я и отвечала, что знавала таких папаш[27]. Или спросят, как пройти к кинотеатру. Вот это я знала. Или к туалету – тоже могла показать. Всем, чем могла, мать обязательно делилась и всем помогала.
Ресторан, где готовили кокосовую курочку, не входил в зону ответственности матери, но чаще всего спрашивали именно про него: «Где тут у вас можно поесть кокосовую курочку?» И мать все недоумевала, пока не узнала случайно, где находилось заведение. И тогда матери открылось, что «кокосовая курочка» – специалитет Шэньчжэня: курица в кокосовом молоке. Потом в ТЦ открыли еще ресторан с хого[28] «Лягушка-бык». И тогда интерес к «кокосовой курочке» отошел на второе место.
Когда пандемия начала утихать, каждые выходные на открытом пространстве по центру – I этажа ТЦ стали выгораживать небольшую площадку под мероприятия. Иногда это были концерты, иногда – конкурсы детской песни. Как-то раз в ТЦ – неизвестно откуда – навезли кучу животных и устроили на – I этаже зоопарк. Там были и кошки редких пород, и пятнистые олени, и козлята, и карликовые свинки, и даже павлины. Зверушки замерли в полусонном состоянии, а вокруг толпились люди. Мать сходила поглядеть на это чудо. Одна кошечка стоила 3000 с лишним юаней. Мать потом в шутку говорила, что нашего Любимчика (моего рыжего котика) за такую приличную цену вряд ли кто купит.
Озеленением в ТЦ занимались специально обученные люди: супружеская пара из Хунани раз в полмесяца заменяла всю растительность, служившую лишь зеленым фоном для шопинга. Более всего мать удивляла стеклянная крыша ТЦ, по которой струилась хрустально чистая вода и тянулись крупнолистовые растения. Когда мать приготовлялась драить полы на – I этаже, она частенько любовалась «дождевым лесом» над головой.
Именно в нашем ТЦ мать впервые повидала иностранцев – и с белой, и с черной кожей. Каждый раз при виде иностранной семьи, особенно с маленькими детьми, мать не могла удержаться от того, чтобы понаблюдать за ними. Самыми очаровательными детишками, которых она когда-либо видела, стала парочка близняшек-метисов, мальчишек с золотистыми кудрями и белоснежной кожей. Мать даже задавалась вопросом: – Интересно, какой наружности будут ребятишки, если одного из них пристроить к девочке-китаянке?
В декабре для ТЦ наступал праздничный сезон. Первым в списке было Рождество. В ноябре рабочие принимались готовить декорации. Барьеры и перила обматывали яркими звездочками, красными шарами и зелеными листьями омелы из пластика. На – I этаже, там, где ресторанчики теснились друг к другу, воздвигали метровые елки, щедро украшенные мерцающими звездочками. Сотрудники заведений, нацепив красные колпаки, активно зазывали посетителей. Мать никогда ранее не видела рождественских деревьев, ничего не знала о происхождении Санта-Клауса и получала искреннее удовольствие от прослушивания игравшей фоном песенки «Jingle Bells». Одни любуются елочками, другие подбирают мусор. Для матери настолько оживленная и пестрая картина была в новинку: – Дорого же они платят, чтобы все это устроить!
После Рождества наступал западный Новый год. Всю рождественскую бутафорию разбирали и вывозили на тележках. И тут же начинали строить новогодние декорации. В центральном дворике появлялись таблички и баннеры с пожеланиями, вроде «Пусть льется богатство и приходит довольство» и «Пусть не иссякают источники процветания», а также фигурки бога денег Цайшэня. Статуэтки расставлялись между искусственными персиковыми деревьями, увитыми пышными цветами. Божки держали в руках золоченые слитки. Такими же слитками было уставлено все пространство вокруг них. Перед Цайшэнями выставляли большущие красные барабаны, в которые любой посетитель мог по желанию бахнуть колотушкой.
ТЦ на увеселительные мероприятия также приглашал артистов – чтобы создать атмосферу настоящего праздника. А чем больше народу, тем больше мусора и грязи. Чтобы не нарваться на жалобы, начальник службы и бригадирша по возможности также выходили на уборку и помогали матери.
Несмотря на строжайшее требование оставаться дома многие все равно приходили в принарядившийся к праздникам ТЦ. Все надеялись радостно отметить наступающий год после нежданной пандемии. 2021 год – Год Быка. По этому случаю ТЦ бросил клич: – В 2021 году Бык взмывает до Небес!
ТЦ – храм потребительства, яркое проявление состояния общества. Комфортом, чистотой и благоуханием ТЦ создает вокруг себя мыльный пузырь благополучия. На входе каждого гостя встречают разодетые в белое охранники. В ТЦ всегда приводят окрестных детишек пожилые дамы (скорее всего, няни). Приводят – и проводят с ними целый день за покупками и едой. Мать все охала, какой же привольной жизнью живут люди при деньгах.
Я все время мучаю себя вопросом: кто создает для потребителей образ всеобщего счастья? Такие уборщики, как моя мать? Или контролеры, продавцы, официанты, охранники и прочие? А мы, потребители, так легко получаем все это! И до того как моя мать стала работать уборщицей в ТЦ, я сама неоднократно бывала там, обедала кокосовой курочкой, покупала разные вещи, цветы, смотрела фильмы… И только благодаря матери я увидела, какую цену приходится платить за чистоту.
Мы арендовали небольшую квартирку с двумя спальнями и гостиной, за которую отдавали в месяц с учетом коммунальных платежей 6000 с лишним юаней. Каждый раз, когда мать разговаривала с оставшимися на родине родственниками по телефону, она громко, особенно если я была рядом, говорила о том, как ей повезло. Если бы не дочь, то она, дескать, не посетила бы этот город и не нашла бы такую «легкую» работенку. И хотя в этих разговорах чувствовалась доля лести, я радовалась за мать.
На двадцать третий день двенадцатого месяца, на малый сочельник перед Праздником Весны у северян, мать уволилась из ТЦ, чтобы поправить здоровье. Она радовалась. Цели по заработкам она выполнила. Каждый раз, когда ей на счет падала зарплата, она просила меня проверить, ничего ли не напутали с суммой.
Впервые мы воссоединились всей семьей за пределами родных мест. Близкие из глубинки названивали матери, интересовались, каковы условия работы в Шэньчжэне. Мать им не рассказывала, что устроилась уборщицей. И потому каждый раз отвечала уклончиво: – Да я вообще отдыхаю здесь, работаю не то чтоб каждый день, а зарабатываю самую малость.
«Кошка всегда чувствует, когда ее котятам больно»
Мне пришлось отработать вплоть до двадцать восьмого числа последнего месяца. Только на каникулах я смогла составить матери компанию.
Отпуск наводил на мать тоску. Она наконец-то стала присматриваться к нашей квартирке, за аренду которой мы выкладывали ни много ни мало 6000 юаней в месяц. По привычке, усвоенной еще в деревне, к Празднику Весны надо навести порядок у себя во дворе. И тогда достойно встретишь Новый год.
«Домом» нам служил потрепанный временем микрорайон, взятый в осаду элитными многоэтажками. Комплекс наш был построен под конец 1990-х годов гонконгским девелопером. Первые жильцы по большей части перебрались в жилье побольше или вовсе уехали за рубеж. Люди из нашего микрорайона представляют собой два крайних возрастных полюса. Один полюс – молодые съемщики, работающие в окрестных офисах (нашим ближайшим соседом был юноша, преподававший английский). Другой – пожилые старожилы, которые остались здесь, потому что все удобно и до боли знакомо.
Мы сами арендуем здесь квартиру в основном потому, что до места работы рукой подать. Арендодатель – наш знакомый. Мы не могли больше терпеть утреннюю давку на Линии № 1 шэньчжэньского метрополитена. И к посредникам нам также не хотелось обращаться. Еще более важное обстоятельство – за шесть лет после выпуска из универа я успела пожить в городских предместьях, делила квартиру с другими съемщиками, жила и в проходных комнатах. Для меня насущным вопросом стало обретение собственного пространства, которое располагалось бы в парковой зоне и от которого все было бы в шаговой доступности.
С приездом родителей мы обустроили для них спальню в комнате, где ранее предполагался мой кабинет. «Дом» наш в планировке представляет собой строгий квадрат – 36 квадратных метров полезной площади, разделенной на гостиную, две спальни, кухню, ванную и балкон. Когда мать с отцом переступили порог квартиры и разместили весь багаж в гостиной, комнатка в одно мгновение заполнилась доверху. Наш арендованный «дом» стал походить на брюхо кенгуру, которое вот-вот лопнет и выпихнет малыша. Я заметила, что восторг на лице матери вскоре исчез, в глазах чувствовалась печаль. Точно небо заволокло серыми облаками. Но она же уже приехала. По прошествии времени мать вспоминала, насколько маленьким был «дом» в Шэньчжэне, и сравнивала его с нашим «большим домом» в уездном центре: – Вся ваша квартира в нашу гостиную вмещается! И при всей скромности размеров за шэньчжэньскую квартиру приходилось выкладывать несоразмерную сумму. – У меня зарплаты и за два месяца не наберется, чтобы дочь аренду смогла оплатить. Мать отмечала, что нашей квартирке на рынке красная цена – 7 000 000 юаней. Хозяин обзавелся ею во многом потому, что рядом располагалась средняя школа высшей ступени.
В начале 2020 года цены на жилье в Шэньчжэне в очередной раз взлетели. Наверное, на фоне изоляции и необходимости соблюдать постельный режим вдруг стало ясно, как важно иметь собственный дом. Дома чувствуешь себя хоть сколько-нибудь в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Пространство в комнате родителей, кроме кровати и платяного шкафа, было завалено книгами. Мать впихнула все пожитки в шкаф у стены. Тот, привыкший к одним майкам и носкам, в знак протеста ощерился и не желал закрываться из-за перегруженности и сломанной ручки. Что не поместилось в шкаф, разложили на кровати и расставили по книжным полкам. На кровати оказалось слишком много лишнего, а потому ночью мать не могла вытянуть ноги. В гостиной у нас не было обеденного стола. Зато было три прямоугольных чайных столика высотой с тумбу под телевизор. Их можно было в любой момент комбинировать в нужном порядке. За столиками мы ели и пили чай. Кухня и ванная настолько малы, что вмещали лишь одного человека. Балкон мы отдали на откуп котам и растениям. И теперь вся квартирка была полна под завязку. Когда дома все четверо – я с мужем и мать с отцом – становится так тесно, что приходится сторониться, когда пропускаешь кота.
Думаю, мать точно поняла с момента приезда, что и ей, и мне это пребывание доставляло дискомфорт. На работу она выходила раньше, чем мы. Из опасений, что будильник разбудит и нас, мать спала с открытыми шторами и во времени ориентировалась по свету. По той же причине она по пробуждении почти никогда не включала свет и одевалась на ощупь. Часто получалось так, что она надевала рубашку задом наперед и замечала это только по уходу с работы. По вечерам, когда мы все были на месте, мать все время сидела в своей комнате и выходила только на мой зов. Большую часть времени она проводила на крыше, болтая без умолку с родственниками по видеосвязи или же просто тихо сидела. Умывшись, мать забирала к себе в комнату использованное полотенце. Шампунем она почти не пользовалось. Выстиранное белье развешивала на самом краешке сушилки. Мало ела из того, что мы ей приносили… Все так складывалось, будто она и вовсе не с нами жила, а так, пристроилась нахлебницей в чужом доме.
Был период, когда мать облюбовала себе место на крыше. Она любила наблюдать за самолетами в небе. Сама она никогда не летала, но в Шэньчжэне больше всего восхищалась именно авиалайнерами. Садилась на бетонную скамью на крыше, смотрела на самолеты, которые пролетали со стороны моря, и считала их. Как-то раз она сошла с крыши только после того, как насчитала тридцать шесть самолетов. – Один пронесся, другой… Хорошо все-таки в Шэньчжэне. В деревне и за несколько месяцев не увидать ни единого самолета. Когда первый самолет пролетал над нами, вся бригада вышла поглядеть. Мать вспоминала, как она в детстве наблюдала с бабушкой самолеты. Каждый раз, когда дети бежали за проносившимися мимо стальными птицами, бабушка и все братья и сестры матери запевали детскую песенку: – Звездолет, а, звездолет, забери ты нас в полет. И с высоких мы вершин отправляемся в Пекин. Мать по-хорошему завидовала тому, что я по долгу службы имела возможность путешествовать в разные страны. – Матушку с собой прихвати, – приговаривала с улыбкой она, когда я, собрав вещи, отправлялась в аэропорт.
За несколько дней до Праздника Весны мать разом применила все приобретенные в ТЦ навыки по наведению порядка в нашей квартирке. Она вычистила каждую комнату, положила коврики на проходе из кухни в гостиную, чтобы не было мокро и липко. Чашки и снэки, которыми были уставлены чайные столики, перекочевали в пластиковые корзинки. Приосанились и похорошели растения на балконе. Наконец, вся сумятица завершилась, наши мысли обрели форму. Мы ждали Новый год.
Вплоть до того момента я на каждый Праздник Весны возвращалась с чужбины на родину, чтобы повидаться с братом и родителями под Новый год в уездном центре Шаннаня. Прежде мы всей семьей, добравшись до уездного центра, усаживались в автобус и добирались до нашей деревни, чтобы там отметить праздник.
В пути глазам открываются нескончаемые горы и рассекающий их крутыми виражами бетонный серпантин. Когда автобус преодолевал центральную часть Циньлина, щеки начинал обдувать студеный ветер, который нес в себе ароматы засохших деревьев, цветов и трав.
Я вспоминаю супружескую пару, которая более десяти лет занималась извозом на этом маршруте. За это время жена водителя из яркой девушки превратилась в пышную матрону с двумя детьми. Она и засвидетельствовала, что мы с братом перестали наведываться на родину.
Период до, во время и после Праздника Весны был самым хлопотным временем в году для той парочки. Жене водителя всегда удавалось угадать по внешности, кому пассажир приходится родственником. Сколько прошло времени, для нее значения не имело. Так же и с горами: какая бы бездна времени не отделяла тебя от их лона, всегда помнишь тот образ, что остался с юности. Достаточно увидеть горы и почувствовать их аромат.
По мере того как месяцы и годы уносились в прошлое, наша деревня становилась все более безлюдной. Кого-то из старожилов дети перевозили к себе в городские многоэтажки. Кто-то ни на какие уговоры не поддавался и наотрез отказывался переезжать. Сыновьям и дочерям только и оставалось, что раз в год приезжать в родные деревни. Ведь воссоединение всей семьи так и остается главным в Празднике Весны.
До 2016 года у нашей семьи собственного дома в уездном центре не было. Так что на каждый Праздник Весны мы собирались в том самом доме с белыми стенами и серой черепицей, который отец наш построил еще в молодости. Там я встретила двадцать шесть Праздников Весны.
После переезда в уездный центр возвращение в первый родительский дом стало нашим ритуалом на Новый год. Ночевать мы там не оставались, но парные надписи с новогодними пожеланиями клеили у дверей, предкам дань почтения отдавали, светильники у могил бабушек и дедушек зажигали.
По моим воспоминаниям, Праздник Весны у нас вечно проходил под аккомпанемент громких упреков матери в адрес отца. Из-за того, что дел по дому надо переделать много, а отец – человек и так немногословный – казалось, уходил в себя, а мать это раздражало. Родители препирались, конечно, и в обычные дни: по поводу того, кто, что и сколько делает, но наивысшего накала страсти достигали на Праздник Весны. Отец – «архетипичный» мужчина с севера, и дела по дому для него всегда были каторгой. Когда начиналась предпраздничная суета, он неизменно впадал в прострацию. Мать шпыняла его, толкала туда-сюда, будто куклу безвольную. В итоге все дела брала на себя мать, а отец предавался досугу.
Время до, в течение и после Праздника Весны составляло сферу безраздельного маминого господства. В молодости, когда родители вели хозяйство в родной деревне, год для них начинался с восьмого дня двенадцатого месяца. За эту часть месяца матери нужно было отыскать «закалывателей хряков», чтобы те порешили откармливавшуюся у нас целый год свинку. У матери свиньи всегда были особо тучными и крепкими. И каждый раз, когда мужчины отправлялись в свинарник ловить свинью, мать пряталась в доме. Она не выносила ужасающих картин. Первую миску новогодней свинины ставили на почетное место, чтобы отдать дань Небу, Земле и предкам, а заодно и самой свинке – в благодарность за ее жертву. После того как новогоднюю свинью закололи, следовало озаботиться засолкой мяса. Когда был жив мамин отец, мать выдирала из туши желудок и почки, добавляла к ним нежирного мяса и на двадцать девятый день месяца, в канун Нового года, несла их в заплечной корзинке вместе с остальными подарками своему отцу. Дедушку часто мучили боли в пояснице. А деревенские полагали, что поедание некоторой частички туши животного позволяет избавиться от боли в соответствующей части тела человека. Так что хотя список продуктов к Празднику Весны у нас из года в год получался разным, свиные почки значились всегда.
После того как было покончено с подготовкой свинины, нужно было приниматься за помол соевых бобов. Мать брала на себя инициативу и в этом деле. Собранную за тот год свежую сою на ночь замачивали в воде, пока бобы не набухали. Затем их обращали с помощью специального приспособления в мягкую кашицу. Прежде ту же процедуру проделывали при помощи каменного жернова. Затем полученную массу кипятили. Кислому отвару давали сгуститься и помещали полученный шмат в квадратную бамбуковую корзинку, которую заворачивали в ткань и придавливали камнем, чтобы постепенно удалить лишнюю влагу. В результате получался всем нам хорошо известный тофу. Кухонным ножом этот огромный кусок разрезали на десять, а то и на двадцать кубиков. В холодное время года любая кадка становится отличным естественным рефрижератором. А ведром тофу можно накормить всю семью на Праздник Весны.
На все эти дела мать убивала целый день. И в тот день по ее распоряжению мы выпивали по миске соевого молока, съедали по пиале нежного соевого пуддинга и, когда все было готово, еще вкушали пропитанные острым соусом кубики тофу. Так что процесс приготовления одного блюда одаривал нас сразу обедом и ужином.
В те дни все дышало паром. И эта атмосфера была напрямую связана с поддержанием большого огня – чтобы всегда была горячая вода. По моим воспоминаниям, каждый раз перед Новым годом выпадал снег, а погода выдавалась морозная. А ведь для того чтобы заколоть свинку и приготовить тофу, нужно много горячей воды. Отец готовился к прогреву воды за несколько дней: колол дрова, аккуратно раскладывал их возле очага, чтобы матери было удобно брать их.
На кухне у нас было две печи: одна – двухдверная, на которой мы готовили в обычное время, а вторую сам сложил наш дед по матери. На вторую печь ставили огромную кастрюлю. Вторая печь использовалась только на Праздник Весны, когда нам требовалось много горячей воды. В остальное время печь служила матери и рабочей поверхностью, и кладовкой. На деревянной крышке котла и в самом котле обычно хранились кухонная утварь и съестное. Каждый раз, когда огонь разгорался в обоих очагах, температура воды нарастала, становилось нестерпимо жарко. Все вокруг оживало. Щелкали дрова в печках. Древесина обращалась в угольки цвета красного апельсина. Мы с братом закапывали в тех угольках картофель и батат и ждали, когда появится золотистая корочка. Иногда мы забывали о них, и тогда от клубней оставались одни угольки.
Если в какой-то год на крышу выпадало много снега, то из-за горячего воздуха на кухне весь толстый покров начинал таять, и вода струйками принималась стекать по черепице, превращая землю в вязкую глину. Когда все приготовления завершались, угли обращались в пепел, а глина снова затвердевала и становилась мерзлым грунтом. Наступало время закрыть двери и дать себе передышку.
Было еще одно важное дело – генеральная уборка. Обычно мы ее устраивали на двадцать восьмой день последнего месяца. В бамбуковой рощице отец отыскивал прямой побег, оставлял на верхушке ветви и листья. Так получался веник длиной более десяти метров, которым можно было пройтись по самому верху крыши. Но основным предназначением метелки было собирать по углам дома паутину. Эту работу брал на себя отец. В мамины же обязанности входила общая уборка, после того как отец разберется с паучками. Мать обращала накопившийся за целый год разнородный хаос в порядок. Так что по окончании уборки каждый год мы будто обретали новый дом.
На двадцать девятый день последнего месяца у нас наступал «день выпечки». Мать готовила всевозможные мучные изделия на весь период Праздника Весны: скрученные соломки, клецки из сладкого картофеля, хворост, масляные лепешки… Под конец дня всем нам казалось, что у нас лица лоснятся от жира, поскольку мать беспрестанно приглашала нас на кухню дегустировать выпечку и спрашивала, вкусно или нет. Разумеется, мы отвечали похвалой.
Самое хлопотное время – канун Нового года. Мать все планировала заранее: какие именно блюда будут поданы к ужину, когда, по нашим традициям, «вся семья сходится у стола». И все равно она носилась из стороны в стороны и отмахивалась, когда кто-то пытался ей помочь. На завтрак мы чаще всего ели украшенные финиками булочки, которыми на севере чествуют бога богатства Цайшэня. Отец до полудня успевал развесить у дверей парные надписи с новогодними пожеланиями. И тогда мать начинала готовить ужин. Кухня – владение матери, где всем нам дозволялось браться лишь за мелочи вроде чистки чеснока или беготни за луком с грядки. Дрова горели и становились багряными, их отсвет падал на наши лица. Перед тем как садиться за стол, следовало поклониться Небу и Земле, а заодно богу очага Цзаошэню и всем нашим предкам. Почтительные речи завершались запуском шутих и петард. И лишь тогда мы садились ужинать. По заведенному обычаю на стол подавали десять блюд – чтобы в Новом году все было идеально и без изъяна[29]. Если мы не доедали что-то, то это было даже хорошо: значит, в новом году нас ждет изобилие. Рис ни в коем случае нельзя было промывать и класть в суп. Мать говорила, что так распорядились наши прадеды. Нарушишь завет – каждый день на чужбине будешь сидеть под дождем. В те годы по окончании трапезы мы ждали новогоднего гала-концерта, который начинался в восемь утра[30].
Около десяти часов вечера являлись – с карманными фонариками в руках и детьми – родные и близкие. Мать раздавала каждому из малышей по гирлянде петард. Когда детей собиралось много, одну из стен дома объявляли местом для игры в «Выдави малого». Правила забавы просты: играющие выстраиваются в ряд и прижимаются к стене, после чего все начинают двигаться к центру, тот, кого выдавливают, выбывает из игры. Обычно первыми вытесняют щуплых ребятишек поменьше ростом. Этим и объясняется название игры. Веселье продолжалось до двух-трех ночи. После чего все семьи в деревне готовились к «подношению духам».
Это самый торжественный ритуал в году для каждой семьи. Заключается он в том, что надо собрать все подношения на столе, выставить их за двери, зажечь в курильнице благовония и, встав лицом на восток, откуда должно появиться солнце, отбивать земные поклоны и читать молитвы. Обычно желают наикрепчайшего здоровья, благополучия и крепкого мира. Мы с братом наравне с родителями участвовали в ритуале, который продолжался до самого восхода солнца. Только тогда родители уносили стол обратно. Откланявшись светилу, отец принимался поджигать заготовленные накануне петарды, примотанные к бамбуковой жердочке высотой в несколько метров. Эти петарды взрывались 10–15 минут. Пока отец занимался пиротехникой на улице, мать укрывалась с нами в комнате, и мы наблюдали за действом из окна. Непрерывные очереди отбивали петарды по всем домам, словно передавая друг другу звук по эстафете. Отец раскачивал жердь в разные стороны, будто откликаясь на звучавшие повсеместно хлопки. К концу действа вся земля покрывалась красными листочками. С появлением в первый раз в новом году солнца эти обрывки смешивались со снегом и превращались в грязь. Так начинался наш Новый год.
Прежде в северных деревнях на первый день первого месяца села и деревни еще соревновались друг с другом – кто лучше запускает петарды. В детстве бабушка по отцу рассказывала нам такую историю. В одном местечке в нескольких километрах друг от друга были две деревушки. Одна называлась Иньпо, а вторая – Янпо. То есть «Несолнечный склон» и «Солнечный склон»[31]. Как-то в канун Нового года (в легендах редко когда оперируют точными временными отрезками) деревенские старосты решили держать пари: кто сможет дольше пошуметь петардами вплоть до утра первого дня Нового года. Иньпо была побогаче, чем Янпо, поэтому местные жители накупили себе много петард. У Янпо по бедности петард было меньше, но нашелся смышленный человек. Ему в голову пришла идея: когда почти все петарды закончились, односельчане собрались и стали все вместе стучать цепами. В те времена никаких зернообдирочных машин еще не было и на севере для ручного обмолота использовали специальное плетеное приспособление – цеп. Всю собранную пшеницу выкладывали на землю, подымали цепа и молотили по колосьям. И эти «бах-бах-бах» очень напоминали взрывы петард. Цепы подхватили звуки петард. Вся деревенька Янпо со всей силы лупила по земле так, что «петарды» там звучали до полудня. Жители Иньпо недоумевали, перешли студеную реку, перебрались на другую сторону и только тогда увидели, что было источником грохота. Им пришлось признать проигрыш. Говорят, что потом обитатели Иньпо потихоньку разорились, а жители Янпо, напротив, постепенно разбогатели. Много лет миновало с тех пор, а две деревеньки как стояли, так и стоят. Причем названия так и не сменили. Моя тетя по матери еще в 1990-е годы вышла замуж и уехала жить в Янпо.
На заре первого дня года мы с братом крепко спали, а родители уже хлопотали, чтобы наготовить нам пельмешек-цзяоцзы. За все время пребывания в деревне мы с братом так и не увидели, как мать с отцом лепят пельмени. К тому моменту, когда мы поднимались, нас уже поджидали плошки с пельменями, готовыми к варке. Мать заворачивала в некоторые пельмени монетки – шесть или восемь штук. И кому попадались пельмешки с «монетной начинкой», тому уготованы счастье и удача во всех делах в наступившем году.
Год в деревне по народному календарю заканчивается шестнадцатого числа первого месяца. Прошлый год объявляется миновавшим, когда сняты все фонарики. Весь первый месяц мать беспрестанно принимала у нас родственников и вечно выдумывала, каким бы съестным порадовать гостей. У моей матери восемь братьев и сестер, так что волей-неволей приходится собираться за столом большой компанией. Мать никогда не дозволяла сестрам принимать участие в таких приготовлениях, а всегда предпочитала все контролировать сама. Это потом до меня дошло, что по большей части люди охотно слагали с себя такие грязные и утомительные повинности. Вот матери и приходилось хлопотать одной.
Умеет моя мать и подарки делать. Когда родственники покидали нас, они уходили неизменно с груженными всякой всячиной сумками и карманами. Детям раздавали подарочные красные конверты с деньгами. Бывало такое, что кто-то отнекивался и не хотел принимать подарок, тогда мать бежала вслед за ним, уговаривая принять скромные подношения и совала подарки прямо в руки. И в конечном счете ей все-таки удавалось раздать конверты, при этом она испытывала несказанную гордость. Такой же порядок был заведен, впрочем, и у родственников по отношению к нам. Мать всегда была предельно сердечна с родными, хотя временами они доставляли ей огорчения. Только по прошествии многих лет я поняла, что весело хохотавшие на семейных сходках по случаю Праздника Весны родственники становились крайне прагматичными, когда речь заходила об одалживании денег. Вступление в брак и покупка дома – два повода, по которым легче всего было получить взаймы. Все остальные ситуации подвергались глубокому и продолжительному осмыслению. И мать наша проявляла ту же степень осмотрительности и взвешенности, когда вставал вопрос о займах. Учеба меня таким знанием не наделила. Во избежание доставлявших ей неудовольствие со стороны родственников мелочей, которые ни куриного пуха, ни чесночной шелухи не стоят, мать всегда сдерживала внутренний импульс сводить старые счеты и выступать с упреками. Думается мне, что все наши родные такие же. Только так им и удавалось десятки лет подряд поддерживать друг друга.
В нашу бытность в деревне мать становилась особенно бережливой в преддверии конца года. Ее одолевали суеверия. Так, готовя на убой новогоднюю свинку, мать всегда возносила молитву о том, чтобы все прошло хорошо, без сюрпризов, вроде того, что недобитая тварь начнет сползать с разделочной доски. «Разделочной доской» матери, правда, служила створка двери на кухню. У деревенских двери всегда съемные, чтобы их можно было в любой момент пустить в дело. В детстве далеко не раз бывало так, что мы, возвращаясь домой на каникулы, оказывались без ключей, а родителей не было дома. И тогда мы с братом просто снимали дверь с петель, сами разводили огонь на кухне и готовили себе поесть либо ели то, что мать оставила нам в котелках. Молилась мать всегда, как бы чего не вышло, а также перед приготовлением тофу. И перед запуском петарды. Отцу всегда напоминала, чтобы он случаем не повесил новогодние пожелания у дверей вверх ногами. И за трапезой наставляла нас, чтобы мы не разбили миску… С точки зрения матери, с нами не случилось ничего плохого за все эти прожитые годы исключительно благодаря ее молитвам.
Мать нам частенько рассказывала, что на Праздник Весны в тот год, когда не стало бабушки, ее матери, была череда дурных предзнаменований: когда закалывали свинью, у той в крови обнаружилось много белой пены; дедушка умудрился повесить картинки с пожеланиями у входа вверх ногами; разбили керосиновую лампочку внутри фонарика; пятый дядя выбил себе петардой глаз. На Праздник Весны мать нередко поминает бабушку. Привычка моей матери к ритуальным действиям перед Новым годом идет от бабушки. По воспоминаниям матери, приготовления к празднику начинались у бабушки и дедушки еще с середины двенадцатого месяца. В годы и месяцы крайней нужды практически с начала года все делалось во имя того, чтобы правильно встретить один-единственный день. Когда заканчивался новогодний семейный ужин, бабушка никого не подпускала к печке. Там уже стояла большая кастрюля с кукурузой. Глубокой ночью принимались лепить пельмени. Утром первого дня в году бабушка по отдельности выкликала детей, чтобы те поели. – Эй, вторая дочка, приходи за пельменями! – так кричала бабушка. И для матери это был самый блаженный момент за весь год. Позже она и сама точно таким же образом поднимала нас с братом с постели, чтобы мы поели пельменей на первый день года. И я чувствовала, что тогда в ее голосе чувствовалось больше радости и упоения, чем за весь прошедший год.
После того как мы уехали из деревни, все эти устои и обычаи потихоньку сошли на нет. Но воспоминания о них глубоко так и живут в наших сердцах – в мамином и моем. Все-таки самая славная пора жизни моей матери пришлась именно на деревенский период. Этот церемониал придавал ей чувство особой значимости и сил на встречу очередного года.
Мать с предвкушением ждала первый Праздник Весны на новом месте. Несмотря на всевозможные споры, которые мы пережили за полгода совместной жизни, мать все-таки смогла потихоньку обустроить в Шэньчжэне собственный мир.
Познакомившись детально с «нашим» домом и приведя его в порядок, мать стала изучать и пространство вокруг ЖК. При том, что она владеет только говором наших мест, мать вовсе не боится заводить речи с незнакомыми людьми. Голос у нее такой громкий, что поначалу люди даже пугаются. Но изменить это мать не может, да и окружающие быстро заражаются ее сердечностью и искренностью. Так, мать перезнакомилась практически со всеми старичками, которые живут в нашем доме, узнала, сколько людей в каждой квартире, чем занимаются дети и внуки, у кого какая пенсия. При входе в лифт, а также выходе из него, мать всегда заговаривает с пожилыми жильцами, а иногда даже помогает им выносить мусор. На крыше, помимо самолетов, мать нашла себе и других друзей. У нас с верха дома открывалась великолепная панорама, откуда виден даже Шэньчжэньский залив. Вот поэтому старички часто приходят на крышу погреться и с детишками поиграться. Временами я вместе с матерью ходила на крышу, но мать не обращала на меня никакого внимания, а оживленно переговаривалась с пожилыми обитателями дома. Каждый из них рассказывал о своей жизни, а мать пересказывала им то же, что не раз говорила другим. В интонациях матери слышалась белая зависть, особенно когда речь заходила о внуках или получаемых в Шэньчжэне пенсиях, социальных льготах и уходе по старости.
Кроме такой белой зависти мать часто переживает чувство самоуничижения, умаляя важность своего труда уборщицы. Мне мать неоднократно заявляла: – Матерью смысла становиться нет, в старости будешь бременем для детей. Мать полагает, что совместная жизнь с ней для меня обуза, поскольку я беру на себя часть ее расходов. Те старички, с которыми она встречалась на крыше, – все они бывшие учителя, медсестры, прокуроры, полицейские и прочие важные персоны. Мать считала, что как раз они – «полезные», поскольку у них есть излишки денег, которыми можно поделиться с детьми и внуками. В молодости мать очень надеялась, что дети вступят на путь «железной чаши риса» – выберут себе такие же надежные профессии. Но все ее чаяния пошли прахом. Да и задним числом понятно, что, вероятно, по-другому быть не могло. Каждый раз при встрече со старичками, людьми почтенными и с хорошими пенсиями, мать прибеднялась, заявляя, что она просто живет с дочерью и только изредка выполняет мелкую работу. И эти благонравные дамы и господа хвалили мать за то, что она еще пыталась хоть сколько-то зарабатывать. Ведь возможность обеспечивать себя – тоже стоящее дело.
Я чувствовала, что моим престарелым соседям болтовня с матерью доставляла удовольствие. Я дольше матери прожила в нашем микрорайоне, но так и не знала, чем занимаются мои соседи. А мать за месяц перезнакомилась со всеми.
Она постепенно взяла под контроль нашу кухню, дав мне возможность меньше заниматься домашними делами и облегчив таким образом мою жизнь – ведь я была очень перегружена на работе. Мать постоянно молча помогала мне стирать одежду, поливать цветы на балкончике, чистить кошачий лоток, мыть пол. Вскоре она стала сама предпринимать вылазки по магазинам. Мать вечно сопоставляет цены на одни и те же продукты в Шэньчжэне и родных местах и зачастую обнаруживает, что переплачивает в два и более раз. Так что с собой мать приносит либо тщательно отобранные продукты по гуманным ценам, либо те товары, которые супермаркеты продают под конец рабочего дня.
Ближе к концу года у меня на работе обыкновенно случаются авралы, а работа-то сложная. По возвращении домой я часто молча валюсь на диван и лежу без сил. При виде моей «перезагрузки», мать воздерживается от комментариев. Она часто дожидается меня дома и только потом ложится спать. Может, ей есть чем поделиться со мной из увиденного и услышанного за день, но мое каменное выражение лица отбивает у нее всякое желание говорить. И думается мне, что я на это иду сознательно. Выжав из себя за целый день все соки, я уже неспособна что-либо воспринимать, даже если это что-то исходит от матери. Мать не знает, с чем мне приходится сталкиваться на работе, и помочь мне никак не может, поэтому единственное, чем она интересуется, – моим аппетитом: – Ты покушала? Голодная? Тебе что-нибудь приготовить? В периоды крайнего напряжения я особенно стремлюсь побыть в тишине. Но ведь наши матери только и делают, что беспокоятся за нас, и все время хотят удостовериться, что с нами все в порядке.
В канун Нового года мы, пускай в съемной квартире, развесили красные поздравления с праздником.
На входе:
«Вьется ласточка во внутреннем дворике, зацветают кончики ветвей персика»
«Наливаются румянцем лица, радуются люди, что скоро Весна»
«Радость, снизойди на этот персиковый источник» [32]
И на балконе:
«На Небе собираются бессмертные будды, а в мире людском – довольные лица»
«Дрожит в руке веер из тростника, сознавая сошедшую божественную благодать»
«Пусть каждый день будет осенен большим счастьем»
Хорошие пожелания.
В дом к нам пришли и старший двоюродный брат по матери, и мой родной брат. Кухня стала, как и прежде, обителью матери. Мы у нее все на побегушках. Блюда одно за другим подавались на стол и быстро исчезали, царила атмосфера настоящего семейного счастья. После веселого ужина и будто волшебным образом улетучившейся грязной посуды все мы, воодушевленные, поблагодарили матушку, которая всю себя без остатка отдает детям. Трудилась она не покладая рук, ее лицо всегда было покрыто потом – от пара и дыма.
– Мам, а тебе в самом деле нравится нам готовить?
– Кому готовить мамам, если не детям? Кошка всегда чувствует, когда ее котятам больно.
Хороший вышел канун Нового года. И пир горой, и семья вместе. Мать сказала: – Как же хорошо, что мы все собрались под одной крышей. И заодно освободили вас обоих от нужды рваться на встречу с нами через весь Китай.
Всех тех сложных ритуалов, к которым мать привыкла в деревне, не было, и она довольно спокойно встретила Праздник Весны в Шэньчжэне. Если бы они с отцом всё еще жили в уездном центре, то пришлось бы день изо дня ходить в гости, сегодня отобедать у одного, завтра поужинать у другого, и так полмесяца пронеслось бы вне собственного дома. Скинув с себя груз всех этих праздничных хлопот, мать в некотором роде освободилась и от тревог, связанных с посещением родственников: раздачей конвертов с деньгами и общением. И потому обрела долю свободы. Мы свозили ее как-то на рынок, а потом на пляж – погреться на солнышке. Мать привел в изумление рис, цена которого была 20 юаней за полкило, я специально купила его к Празднику Весны. С ее слов, такой рис на пару будто «строем стоит» в котелке. Я вообразила эту сцену. В голову лез образ собравшихся на полигоне новобранцев.
В последние дни до конца года мать во время вечерних прогулок часто видела людей, сжигавших «жертвенные деньги»[33]. Она презрительно фыркала, ей не нравилось, что горожане так уничтожают бумагу: – Хоть бы раз приложились лбом к земле…
Мысли матери уносились к старшей родне, которая осталась в одиночестве в глухомани на краю Циньлина. И она удрученно замечала:
– Как далеко мы забрались от них. Даже в снах о них не вспоминаю. Никому они и не нужны стали.
На третий день после Праздника Весны матери позвонила бригадирша Сяомянь и предложила ей продолжить работу. Мать отказалась. Она уже подыскала новую работенку в здании местной администрации – и снова уборщицей.